一九五八年如果僅僅鬧個「大躍進」，加上一個「大煉鋼鐵」，雖然弄得民不聊生，還不至於弄出一年多以後「無數農民餓死」的慘事來。可是，就在毛澤東大發鋼鐵燒的同時，他將中國引上了另一條災難之路——在五億人口的農村推行了「人民公社」制度。
「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這是一九五八年八月之後響徹中國大地的口號。要弄清它的來龍去脈，還得回顧一下歷史。
早在一九五五年九月間，即毛澤東和鄧子恢就一年內合作社的數目應當翻一番還是翻半番爭得不亦樂乎時，毛就已經著眼於下一步，準備將數十戶一社的初級社改造成「大社」了：「不但平原地區可以辦大社，山區也可以辦大社。」何謂之「大」？他後來有個說明：「一九五五年我就提倡辦大社．．．每社五千到六千戶，二、三萬人人一社」。（注１：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北戴河會議。）但鄧子恢認為大社難以管理，主張一村一社，以百把戶為宜。他曾尖刻的抨擊主張辦幾千戶一社的高級社的人是「社會主義狂」。這樣，毛澤東的「辦大社」的主張沒能馬上實現。
當時，毛的理論助手陳伯達曾提出搞「鄉社合一」，即將農村的基本政權機構鄉政府歸併到合作社裏去，但立即受到了抵制。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鄧小平表示反對，他說，一個社辦成那麼大，鄉社合一，合作社勢必分散力量，怎能辦得好？農民打官司要到合作社，合作社要解決司法問題，這樣的社長怎麼當？」（注２：參見《黨史研究》一九八六年二月號。）這樣，這件事就不了了之，再沒有下文了。
鄧小平以為這只是陳伯達的主張，其實陳不過是代毛澤東發言而已。當時毛沒有堅持，只是因為時機未到。而到了一九五八年三月，大躍進的形勢已經被鼓動起來，他便再度將「鄉社合一」搬了出來，說：「鄉社合一，將來就是共產主義的雛形，工農商學兵什麼都管。」（注３：同注２。）由此可見，對社會主義農村的結構，毛和鄧的主張是截然不同的。
有毛澤東撐腰，此時已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陳伯達就不賣鄧小平的賬了。他跑到北京大學去做報告：「毛澤東同志說，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農、商、學、兵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們社會主義的基本單位。」這位馬列主義權威還寫了一篇叫做《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的文章，將那個「社會主義的基本單位」，即毛所稱的「共產主義的雛形」，命名為「人民公社」，可見「人民公社」這個名詞的發明權雖歸陳伯達，將未來社會的基本單位統括成工農商學兵的軍事細胞這個概念卻屬於毛澤東。這是毛從政治需要出發，憑觀念創造出來的，同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原理風馬牛不相及。
基層的中共幹部自然有腦子靈的人。河南有個「衛星集體農莊」，本是根據一九五八年三月間中共的成都會議的「小社並大社」的意見由二十多個小社並成的，因為蘇聯老大哥不用合作社這個名稱而用「集體農莊」，便也稱自己是集體農莊，至於名為「衛星」則是趕五七年蘇聯發射衛星的時髦。農莊領導人聽到「人民公社」這個新名詞即靈機一動，將洋貨改為土產，在五八年七月宣佈成立「衛星人民公社」，拔了辦公社的頭籌。（其地名為〔山查〕岈山，故又名「〔山查〕岈山人民公社」，一般文獻均用此名。）
陳伯達只是紙上談兵，河南的幹部卻首創了「共產主義新生事物」，毛澤東大為讚賞，主即指示陳伯達控制的中共中央機關物《紅旗》雜誌刊登該公社的章程，並下令各省「要好好吹一下」。在各省書記們各自去「吹」的時候，毛又親自往南跑了不少地方（一有大事，他總是往南跑）。八月九日，他在山東發出了指示：「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這樣，全國農村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就幾乎在一夜之間統統升級、變質，成了囊括鄉村一切權力的「人民公社」。
這裏，毛澤東透露了他決心徹底改變中國的社會細胞的根本原因：
「便於領導」。
本來，被懷疑為對黨有二心的人，已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中被收拾掉了，凡對「黨領導一切」有異議或並無異議但被認為礙手礙眼、不便於領導的人，不是就地監督勞動就是進了勞改場。說黨的領導堅如磐石、不可動搖，決不是吹牛。但「反右」運動沒有波及農村，而党的領導成問題的恰恰就是在農村。試想那古老的農村社會，雖然每個鄉都有黨員在主事，但它只有行政權，對鄉里的一個或幾個合作社並不能全盤控制。社長們不是拿工資的所謂「國家幹部」，如果他們不聽黨的話，鄉黨支部書記和鄉長是很難控制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樣了，「鄉社合一」，一個縣就是那麼七八個、十幾個公社，社長、書記都是領薪水的，都明白「不舉手就不給飯吃」（毛澤東語）這個原則，只要黨發號召，決無不積極回應之理。過去的高級合作社大致成為公社的一個生產大隊，初級社大致是一個生產隊，從行政到生產，連該種多少糧、多少棉，乃至如何種都由公社控制，這樣的鄉村當然「便於領導」了。
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將這個設想發揮得十分清楚：「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政社是合一的。」何謂大？「搞成萬人、萬戶的大合作社最好。」何謂公？「我們將廢除私人房屋。」「把資本主義的殘餘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和私養牲畜取消。」（注４：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北戴河。）
毛澤東並不是一個健忘的人，自然會記得五個月前他說過的話：
「三年內不減少自留地和私人養豬．．．．應該讓農民發展一些副業，增加一些收入。」（注５：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上林鐵發言時的插話。」他只是覺得此一時彼一時，說話不必算數罷了。他這麼出爾反爾，自己不覺得有何難堪，但周恩來的總理卻難當了。因為僅僅一年前（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周剛剛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他的增加農業合作社社員自留地和縮小高級社規模的提議（留地增加到總耕地的百分之十，高級社的戶數由平均二百戶降至一百六十戶左右），現在說作廢就作廢了，政府如何取信於民？中共副主席、政府副總理陳雲一九六一年在自己的家鄉上海青浦縣調查後寫的報告中表示：「我們過去三年中有一些政策變化太多」，以至農民說「共產黨的政策條條好，十條有十一條辦不到」。明白透靈了中共朝令夕改的情況以及農民的憤懣。
毛澤東執政二十多年，這種說話不算數的劣習感染了全黨，以至每當下達前後矛盾的指令時，各級幹部都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計畫趕不上變化嘛！」老百姓則在這官腔後面加上一句：「變化趕不上電話。」意即共產黨的政策一個電話說改就改，形象的說明了人們對官方的一信任。毛去世後中共改變農村政策，但自從中共將山林分給農民起，農民便一直在大規模地伐林換錢，不肯投資栽樹，原因就是怕哪天上面一個電話打來，政策又變了，辛辛苦苦栽樹又歸了公。「十年不變」也好，「二十年不變」也好，人們就是不信。這是執政者長期失信于民的必然結果。
在北戴河，毛澤東還將中共進城執政後改供給制（按人頭分配衣、鞋、食物等實物）為薪水制的做法大大抨擊了一番。他說：「要考慮取消薪水制，恢復供給制問題。」「供給制比較平等。」「為什麼要搞工資制？這是向資產階級讓步。」「過去革命打死了許多人，是不要代價的，現在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幹呢？」「有人說，平均主義出懶漢，過去二十二年（按：指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年中共武裝奪權的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懶漢？」「現在發明一個東西，要給一百塊錢，倒是會出懶漢。．．．．我不相信，實行供給制，人就懶了，創造發明就少了，積極性就低了。」他甚至把話點明：「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理想，我們要實行。」（注６：一九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及三十日上午，北戴河。）
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究竟有哪些內容，他當時沒有細說。但四十年前，即一九一九年春，他在《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號上對他「夢想」的「新社會生活」是這樣描繪的：「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一『新村』。」（注７：《湖南教育月刊》第二卷第二號，轉引自《晚年毛澤東》第一七八頁。）那時毛澤東還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所以熱衷於在長沙嶽麓山下建烏托邦式的「新村」。現在他是馬克思主義者了，「新村」換成了「共產主義雛形」、「人民公社」，內容卻幾乎沒變。
要是毛澤東還是選嶽麓山下的幾個村鎮作為他的「共產主義雛形」的試驗場所，隨後三年的災難也許會小得多。可惜現在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所有的土地都是國家的，控制了國家的毛澤東再也看不上小小的嶽麓山，他要把全國都變成他夢想中的「新社會」，而且以為在他有生之件就能實現。他在一九五八年的種種瘋狂舉動均源出於此。
毛在北戴河還說：「搞供給制，過共產主義生活．．．．二十二年的戰爭都打勝了，為什麼建設共產主義不行呢？」這是弄錯了概念。中共打江山時，供給制是有的，共產主義卻沒有。一九三二年十月，毛澤東被黨中央解除在軍隊中的職務，管物資供給的便不再給他好臉色。夫人賀子珍除了將自己生孩子配給的營養品讓給他以外，又不時向當時任福建蘇維埃政府主席的鄧子恢討取一點食物，以改善他的生活，可見當時的供給制已是等級分明了。當然，中共建國以後情形就更不同了。鄧小平曾說：「一九五八年以後，到處給毛澤東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蓋房子，．．．．造成很壞的影響，很大的浪費。」（注８：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彭德懷一九五九年在廬山會議上也提到「好多省都給毛主席修別墅，搞什麼名堂？」那些房子，無論是從規模還是從豪華的程度來說，都與民居有天淵之別。雖然如彭德懷所說那「不是毛主席讓搞的」（毛家鄉韶山搞的規模很大的滴水洞別墅是例外，那是毛本人讓搞的），但毛從來沒有加以制止，也沒有指示將那些長年空著的「房子」交給地方去「為人民服務」。
僅上海一地，為毛建的別墅便圈地一千多畝，園林、花木、房屋修建，連同女服務員，一百多人長年為它服務。二十年間，毛總共沒有住過幾天，而一百多人的工資外加維修費用，恐怕一年不下百萬。湖南省委在長沙為毛建的蓉園一號，也僅在一九五九年住過一次。要是將各省為毛建的房子合在一處，其規模大概也可以和紫禁城相比了。要是拿前國民黨政府總統蔣介石的別墅、行宮同毛澤東、林彪等中共領袖的「房子」相比，那就寒酸了。僅廬山一處，毛的房子的建築面積就是蔣介石那座「美廬」的五倍，而「美廬」也歸毛使用，上海那處就更不必說了。要是再想到毛晚年讓「妾身未分明」的張玉鳳手交三萬元人民幣給江青以平其妒意，而當時中國工人的平均年工資不足七百元，人們就可以明白，信仰社會主義的毛澤東在思考「平等」和「空想社會主義」時，並不是將自己和百姓放在一起的。
毛澤東在北戴河還說了一句頗帶理論性的話：「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制度。」因為比較抽象，一般人不甚理會，但上海有個名叫張春橋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卻心有靈犀，一點即通，立即迎合毛的意思，寫了一篇《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刊登在上海市委刊物《解放》第六期上。其內容除了拾毛的唾餘重複毛在北戴河講話的內容，鼓吹「共產主義性質的供給制生活」外，只是多了一句：「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核心是等級制度」。文中說，「人們攻擊供給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給制不能刺激生產積極性」，「幹不幹，兩斤半！」他明知駁不倒工資制，於是不予正面批駁，只是說：「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有誰發過工資？」
同一年前（一九五七年）「反右」時毛澤東看到姚文元的文章，下令《人民日報》轉載並親寫按語一樣，這回毛又讓《人民日報》轉載張春橋的文章，並且又一次親自寫了編者按。
也許是為了迎合毛澤東，劉少奇對供給制一議未予反對。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他在安徽視察，在「三八人民公社」，他曾問：「正副社長不拿一樣的錢怎麼辦？」兩位社長馬上回答：「我們也準備實行供給制。」隨行的記者這樣寫道：「聽了他們的回答，少奇同志含笑點了點頭。」（注９：《羅帥最後十五年》第九十三頁。）
但是，就全國來說，贊同供給制的為數極少。人們不知道《人民日報》轉載張春橋文章時，按語中「張文基本是正確的」這句話出自英明領袖毛主席之手，也不認為《人民日報》叫好他們就該喝采。反駁張春橋的文章紛紛投到報社，反對恢復實行供給制的主張，並將之譏為「小資產級幻想」。
那時，總書記鄧小平和理論家胡喬木在中央書記處的會上表示供給制未必比工資制好，抵制了毛澤東恢復供給制取消薪水制之議。試想，如果真的實行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在全國取消薪水，改以按人頭計額的供給制，那麼在一九六○年前後餓死的就不僅是農民而且會包括城裏人，死的人數也就遠不止兩千萬了。毛澤東自有其高明之處，他見多數幹部持異議，便沒有公開出來支持張春橋，這場論戰也就不了了之。但張春橋卻投機成功，從此進入了毛心中的左派行列。一九五七年反右，毛看中了姚文元；五八年大躍進，毛選上了張春橋。數年後他發動文化革命，首先就是利用這兩位筆桿子掀起文字獄。這兩位毛的打手的發跡經過告訴我們，反右鬥爭、大躍進、文化革命，對毛來說，是極自然的一脈相承的。
毛澤東的供給制一議未獲通過，但他的「共產主義」的口號則被政治局接受了。北戴河會議之後中共發佈決議，要求全國將生產合作社合併，成立人民公社，並以「共產主義的精神」對待各合作社的財產、債務，要求不要算細賬和找平補齊，「不要去斤斤計較小事」，並宣佈「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於是全國農村就一下子共起產來了。一九五六年搞高級社時只是進入社會主義，現在則是正式向共產主義天堂邁進，那熱度自然與兩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了。
憤怒的農民鬥不過政府，無法抗拒向共產主義邁進的潮流，他們所能做的依然只是保住手裏一點可憐的家當免被共產。他們像以前進入社會主義的高級合作社時那樣，殺豬、宰羊、砍樹。中共對此情況是瞭解的，譬如羅榮桓元帥就說過：「農民還是農民，那時熱潮一來，以為要到共產主義社會了，什麼也不歸個人所有了，於是農民到處殺雞、宰羊，有的戶一晚殺了八、九口豬。」（注１０：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安徽日報》。）
當時，「共產主義」招牌在中國廉價供應，只要手裏有個喇叭筒，誰都可以向全世界宣告某年某月進入共產主義。有的地方，公社是成立了，可是連電燈還沒有，也喊著要進共產主義。各級幹部，尤其是雄距一方的縣委書記，一個個爭先恐後的往共產主義大門裏擁。
河北省徐水縣委提出了一條口號：「我們要一步登天，達到人類最理想的共產主義！」這個縣當時平均糧食畝產不過二百多斤，工農業總產值不過人均一百三十元，人均收入大概也就是六十元上下，連溫飽都談不上。那些書記們的馬克思主義常識等於零。他們在全縣範圍內予取予奪，取消商業，連房屋、家畜等社員個人的財產也全部「歸公」，在「徹底廢除一切私有制」名義下，將農民的家富徹底的
共掉了。
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召開群眾大會，宣佈：「什麼叫共產？共產就是大車、牲口全部歸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餘都是公有的，這就叫共產。」「共產共產，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他還要台下的百姓回答：「共產好不好？」農民們不敢說「不」，只得喊「好」。
在分配上，他們實行了毛澤東一心想實行的供給制，工人、幹部取消工資，農民取消勞動工分（合作社憑藉工分核算勞動量以分配產品），「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把全縣變成了一座大兵營。在毛澤東訪問過徐水，予以充份肯定，要求推廣徐水的軍事化之後，《人民日報》發佈了一篇消息：「徐水的人民公社將會在不遠的期間，把社員們帶向人類歷史上最高的仙境，這就是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國的時光。」（注１１：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人民日報》）
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袖倒沒將共產主義仙境的標準定得很高。毛說：「（人民）公社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注１２：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北戴河。）劉少奇的解釋也差不多：「實行糧食供給制，就是在糧食這一點上實行各取所需。盡肚子吃，不是各取所需嗎？又不要錢。在這一點上．．．．是實行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的。」（注１３：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江蘇省南京市和駐軍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鼓吹下，「共產風」迅速刮遍全國，開始了中國歷史上對農村經濟最大的人為破壞。
山東範縣大吹其「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的牛皮。該縣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底召開萬人大會，正式宣佈「一九六○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保證屆時全縣糧食畝產兩萬斤，「力爭」三萬斤。
山西也不落後，全省範圍內已入了高級社的農民，財產早已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而尚未入到社裏去的財產，如牲口、農具、運輸工具、樹林、果園、房基等也一律無價歸公，唯一例外的是當時尚屬罕物的縫紉機可折價入到公社裏。不識共產美景的農民手腳利索，在入社前夕宰了牲口砍了樹，得了票子飽了肚，正自以為得計。不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原來上頭鑒於一九五六年成立高級社時農民殺豬、砍樹的教訓，早已明文規定，自宣佈將要成立人民公社那天起，社員的財產就已經自動地屬於公社了；凡是在那天之後殺豬、宰羊、砍樹的，均屬侵吞公社財產，必須如數吐出。肉被你吞進肚裏，吐不出來嗎？論斤付錢，吃多少付多少。無權無勢，無依無靠的農民不願被吊在樹上打，只有老老實實付錢。
江蘇揚州，向有「十裏栽花」之譽，所謂「揚州芍藥天下秀」，自宋代起便有文字記載。培育名花精品，猶如創作玉雕石刻，全憑花農手藝，如今花也入到公社裏去共產，手藝人就不值錢了。公社只關心糧食產量的數字（因為上面向公社要數字），於是芍藥園一下刨平，改種糧食，花農代代相傳，費了一百多年心血培育成的精品統統送進中藥店，當作普通的赤芍、白芍煎了湯。至於桂花樹，不管是多珍貴的品種，一概砍倒，劈成柴，送到公社食堂燒大鍋飯去了。還有盆栽白蘭花，本來也是花農的，一共了產，花農就永遠喪失了支配權，任由大權在握公社官員處置。所以名曰「共產」，其實只是農民交出自己的財產讓人糟蹋而已。
農民的住房雖然仍為個人所有，但那些破陋的民房有損共產主義光輝，與新樂園太不相稱，於是河北徐水縣下令拆房建新村。房子拆了三萬多間，清華大學建築系派去二十多個師生，幫助他們設計新房，但誰也拿不出建築材料來，結果畫餅充不了饑，許多農民一整個冬天沒有房子住。
對於這種共產行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央黨校副校長兼黨委書記楊獻珍在一九五九年六月曾予猛烈抨擊：「『共產風』是以平均主義為核心的，其本質是私有制的普遍化。這就是說，你有我也有，人人都有一點。有的東西如果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就毀掉它，誰也不能占有。這是毀滅文明，倒退到原始社會的反動空想。」楊說的「毀滅文明」有例為證：一九五○年土地改革時，鬥爭地主，分地主家的財產，什麼都按人頭分，有的村子地主家裏只有一匹布，也得分，於是每人分得幾寸寬的布條，什麼用處也沒有，大家只落得個空觀喜。楊還說：「有的地方把共產主義說成是『一碗一筷、一鋪一蓋』。除此之外，其餘的東西都是公家的。這是什麼共產主義？我說這是叫化子共產主義，甚至比叫化子還要窮，因為叫化子還有一條打狗棍嘛！」
一九五八年的共產浪潮是如此猛烈，除了絕望的農民殺幾頭豬、砍幾棵樹以外，就排山倒海的推行下去了。當時，黨的喉舌《人民日報》每天在全國範圍推波助瀾，為那些瘋狂的行為喝采、助陣。這份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報紙連篇累牘地報導安徽的「大規模的共產主義大合作」，宣傳有錢大家花，有飯大家吃的「供給制」，又介紹河南的糧食免費外加工資的「半供給制」。
上級命令急如星火，大小報刊火上加油，偌大一個中國，竟在一個月內全部成立了人民公社。雲南省由於有二十多個民族，其中十三個跨越國境而居，一九五八年初時入了生產合作社的農戶僅占百分之十。但大躍進一來，「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各邊疆民族無一例外地統統被下令入了人民公社。跨越國土到北方，情形也一樣，連在天邊的內蒙古大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也全都變成了「人民公社社員」。「行動軍事化」，這是一九五八年最時髦的口號之一，而農民一夜之間變成公社社員，恰如一個國家突然捲入戰爭，一個緊急動令就將全體平民變成士兵一樣。
毛澤東對此非常滿意。他在九月中旬對陪同他南下視察的前國民黨將領張治中說：從一九四九年執政起，「我就沒有感到高興過、舒服過。我在一九五五年走了幾個省份，看到農業合作化已經超過半數戶口了，我才有點高興。可是一九五六年刮起一陣歪風，說是冒進了，趕快後退，我又不高興了。到今年，看到工農業生產發展的情況，我才真正感到高興。」
按照毛的設想，生產互助組並成生產合作社，小社並成大社，大社並成人民公社，規模越大，私有制的痕跡就越少，離共產主義也就越近。他預計人民公社的建立將會大大加速已有的大躍進，迅速改變中國的面貌。人民公社作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細胞，將會永遠存在下去。按照共產黨的理論，共產主義是唯一的，整個地球一統於共產社會；共產主義又是最後的，不會有「更美好的」社會去置換它了。所以建立公社，亦即「共產主義的雛形」，無疑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創舉，毛為此感到高興是有根據的。
不幸的是，人民公社並沒有將毛澤東預言的「萬年幸福」帶給中國人民。從一九五八年到他去世的十八年間，幾億農民生活在空前束縛人的公社制度下，度過了最無生氣、最無希望的時期。敲鐘出工，敲鐘回家。沒有鍾的，代以隊長的口哨，或掛在村頭樹上的一塊鐵板。公社制度，將社員的積極性扼殺殆盡，使他們貧困到了極點。
我們不妨費點筆墨，將毛澤東去世前後，即人民公社制度實施近二十年後，中國農民的貧困狀況記錄一二。
對中共革命貢獻最大湖北省紅安縣（原先叫黃安縣，共產黨將黃改為紅），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輸送了二百二十三個將軍（中共五、六十年代共授一千六百一十三個將軍銜，差不多每七個將軍中就有一個紅安縣人）和兩任國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可是，共產黨執了政，人民卻依然生活在貧困之中，甚至比以前更窮。僅一九七五年的幾個月之中，便發生了好幾起共五十二名女青年集體自殺的事件。譬如一位父親在一九四六年為中共打仗犧牲的姑娘，全家辛苦幹活，到年底分紅，一共才得到六元錢，只夠買半件襯衫。她到縣城去，告訴早先為她保留一件她心愛的襯衫的售貨員，衣服不必留了，便回家換上一身最破的衣裳，與另外四位姑娘一起走進村外的水庫，一步一步讓水淹沒了自己。五人中唯一獲救的姑娘告訴記者：「鄉里窮成這樣，不會有什麼指望的，還不如早死。」
中共紅安縣委負責人不僅不自責，反說自殺者「怕苦怕累」，「給社會主義抹黑」，甚至說他們「生的糊塗，死的反動」。周恩來夫人聞說此事，憤怒的說：「說這話的人良心何在！良心何在啊？」
安徽省金寨縣，也是全國有名的「將軍縣」，全國各地金寨籍的軍以上幹部有四百多人，授銜將軍的雖不如紅安多，卻也有一百多名。有名的戰將如曾任南京軍區司令的許世友，東海艦隊司令陶勇，就都是金寨縣老鄉。該縣「物產是豐富的、有板栗、香菇、木耳、竹、木柴、炭、茶，還有水晶石、大理石．．．．」可是「一些山區窮得二十幾歲的大姑娘沒褲子穿，有的一家幾口人合蓋一條破被．．．．許多老同志回到金寨，悄然淚下，深感愧對了老區人民。」（注１４：《瞭望》一九八四年第四十七期。）
上將李志民，回家鄉湖南瀏陽調查後，發現人民貧窮如昨，十分痛心。他於一九八四年給中央寫報告：「回想當年敵人摧殘根據地時，我們曾鼓勵群眾：『燒了茅屋不要緊，革命勝利蓋高樓！』現在，革命勝利三十五年了，革命根據地『公路不通、電燈不亮、廣播不響』的情形應該改變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周恩來重返延安，看到延安地區為中共打天下盡了大力的人民由四十年代的「豐衣足食」淪入了少吃缺穿的境地，禁不住流下了眼淚。在另一個場合，當他聽到甘肅、寧夏部份地區人民吃不飽、穿不暖的情況後，也流著眼淚說：「解放二十多年了，這裏的人民依然如此貧困，我們問心有愧。」
山東廣饒縣，一九二四年中共在這裏建立了最早的農村黨支部。《共產黨宣言》最早的中譯本僅餘一冊完整，珍藏在這裏。所以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一成立，中共山東省委就宣佈該縣為「共產主義試點」。 十幾年試下來，廣饒縣因外出討飯的人多而出了名。東起青島，西至濟南，無人不知廣饒淨出要飯的。那討飯隊伍還有一大特色，誰都有一張本村黨支部開具的證明，作為討飯身份的「介紹信」。
這裏說的是「不想前，不想後，只想高級化前土改後」，被毛澤東批為對社會主義合作化「不起勁」的老革命□據地農民的狀況。為中共打天下的隊伍，兵員主要來自這些地區。「一將功成萬骨枯」，在那眾多的將軍身後，躺著不知多少農家子弟的屍骨。僅紅安一個縣就為中共的革命獻出十四萬條生命。那裏的農民幫毛澤東打下了江山，毛卻把他們趕進了「人民公社」的籠子。「人民公社」實施二十年中的痛苦經歷證明那裏的農民當初對合作化不起勁是有道理的。可惜的是，他們只是消極地「不起勁」，而沒有奮力抵制公社制度，任這個禍害肆虐了二十多年。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代，全國流行著一首歌頌毛澤東的苗族民歌《桂花開放幸福來》：「毛主席好比太陽明，照亮了苗家的桂樹林。」「山前山后的桂花開，苗家從苦難中走出來。」「毛主席帶了幸福來，幸福和毛主席分不開。」曲子本身是美的，但是「幸福」卻是謊言。貴州省的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小有名氣的林區，素有「杉木之鄉」之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木材長期短缺的中國，那裏的苗族、侗族、漢族人民是不該為溫飽發愁的。然而人民公社搞了二十年，把那十來個縣搞得一片蕭條。「一九七八年以前．．．．年年都有成千上萬的群眾外出逃荒要飯。」（注１５：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祖先留給他們，如今歸了「公」的杉木林，竟然只夠他們削一根討飯用的打狗棍！年復一年，他們在南方的淒風苦雨中跋涉，從不知「幸福」二字是何滋味。
不僅貴州的苗族人民沒走出苦難，湖南的苗族人民也沒有見到幸福。湘西鳳凰縣有個苗人居住的區，到了一九八○年，全區仍然沒有一戶農民擁有一輛自行車或一個手錶。人民公社制度真正是把「平均」變成了「均貧」。
毛澤東號稱「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可是，其他各族人民的情況也並不比山地苗族人好多少。寧夏同心縣，百分之八十為回族，一九七三年的人均收作僅七點八元。四川的彝族作家吳承柏曾經這樣描寫本族普通農民生活的困苦：「老年人餓得脖子伸多長，孩子餓得瘦精精。」一位婦女「梳了幾個月的頭，攢下的頭髮賣得二角錢，準備拿去買鹽巴過年用．．．．」
一位青年一九六八年即人民公社成立十周年的時候到海南島黎族人民生活的地區當兵。他這樣記述在五年間親眼所見的黎族人民生活困苦的情形：「黎族同胞還是以刀耕火種的落後生產方式勞苦躬耕，結繩記事的原始生活在這裏屢見不鮮．．．．傳說這裏的黎胞常吃漚爛的小青蛙、四腳蛇之事，實實在在是真的。」（注１６：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人民日報》。）
一九七二年，一位黎族中學生退了學。熱心的老師走了八十裏路趕到他家中，才明白原因。在這普通的黎族公社社員家庭中，「爸爸生病臥床，母親雞一叫就起床舂米，煮上一鍋稀飯，擺好一碗鹽巴，便匆匆上工了，中午也不回來。小弟弟小妹妹們哪個起床，餓了，自個盛一碗稀飯吃。到了晚上，稀飯光了，媽媽也該回家了．．．．」那位身為兄長的中學生無糧可帶到學去，書也就讀不下去了。
據說，一九八三年總理趙紫陽訪問非洲後，回北京時路過海南島稍事停留，這位當年的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海南隸屬廣東省）十分感慨的說：「訪問非洲十國之前，我以為非洲是全世界最落後的地區。現在看來，海南島比非洲還要落後荒涼。」
從海南島向北走，跨越整個中國來到北疆，便是內蒙古。一九七九年的黃曆正月十五，中共內蒙古第一書記周惠到了卓資縣的一個村莊，發現竟然有一些人家外出討飯還沒回鄉。按農村傳統，即使在外謀生也要在正月之前趕回家鄉，何況是討飯。如果他們能從家鄉的人民公社那裏討得一點糧食，決不會流落不歸。周惠當即指示當地公社把部份土地、羊畜分給社員。社員得到了歸自己支配的一小塊田，將它稱為「救命田」。說是救命，一點不誇張，從此他們就不用外出討飯了。不過，中共修正毛澤東公社制度實在為時太晚，內蒙古大草原上搞了二十多年人民公社，到鄧小平著手改革時，已有三分之一草場退化，五百五十萬公頃（另一份材料說是一點一億畝）草原變成了沙漠。
要想對人民公社帶來的中國農民的貧困狀況有個準確的認識，應當記著下面的數字：
在毛澤東去世的一九七六年，黃河中游地區的一百多個縣，當年人均收入是三十九元，（注１７：《瞭望》一九八五年第二十五期）折合美金約二十元，亦即當時一名美國技術工人兩小時至三小時的工資。如以一個勞動力養活三至四人計，那麼一個農民一年的收入僅相當於人家一天的工資。考慮到歷史因素，不同外國比，同自己的過去相比吧。「據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統計，全國有兩百多個縣的生產水平倒退到解放初期，少數還低於建國初期。另據一九八○年上半年對全國五百萬個農村核算單位統計，年人均收入五十元以下的幾乎達到近三分之一。」（注１８：《中南財經大學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截至一九七七年，全國平均每人佔有的糧食，仍然低於一九五五年。（注１９：胡喬木《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
一九五五年，正是「高級化前土改後」，中國農村「走進」社會主義之前。這一年的人均糧食佔有量高踞於隨後的二十二年之上不是偶然的，決不是老天特別照應，特別給了中國人民風調雨順的年景。從上面的記述中我們看到，自從一九五六年中國成了毛式社會主義的天下，人民就沒有好日子過了。一走進這個社會主義，農業就一蹶不振，人民就一直挨餓，正如一九七九年中共四川省廣漢縣縣委書記常光南對省委書記趙紫陽所說：「大家對人民公社有意見。自從有了公社，就沒有吃飽飯。」（注２０：見《海南紀事》 創刊號中《紫陽治蜀》一文。）毛式社會主義使幾億中國農民餓了二十多年肚子，這是宏觀上人人看得見的惡果。現在，我們要看看這惡果是怎樣產生的，特別是在毛澤東搞出人民公社的最初幾年中，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人民受了什麼樣的苦難。(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