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上) 漫長的隧道（Ⅰ）
一
1964年4月23日午前，我被送進監獄的時候，在大院東邊的一排平房裡，被交給一個齜著虎牙的三十左右的人。他板著臉，命我掏出身上所帶的一切，讓他一一檢查、登記並收存，然後再叫我抹下手上的手錶。我說早賣掉了，貼補老家了。
「那就算了！」他說。
後來才知道，他是個因為貪污而被勞教的分子，比我早進來兩年，和勞教所的隊長們搞熟了，在這兒幫助管理其他勞教分子的零花錢等等，於是他就在不知其底細的人面前儼然以管教幹部自居。
過了這道關，有人帶著我走過一溜窯洞，來到一座三層紅磚樓房底層緊挨門口的一間大房間。房間內兩邊都是雙層木板大炕，裡牆炕頭各有一個高大的外面釘有 鐵欄杆的玻璃窗。上層炕正好對齊窗戶的中間，因之上下炕都能透進明亮的光線。不過外面鐵欄杆的一根根鐵條之間，只有一拳多寬的空隙，再瘦小的人也休想從這 鐵條之間探出腦袋去，更甭說探出整個身子。
兩邊上炕裡面的白牆上，分別貼著八個大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兩窗之間的一堵白牆上方，掛著毛主席的標準像。下面緊挨著牆，放著一個分有好幾層的櫥架，裡面分別整整齊齊地放著餐具、牙缸和臉盆，毛巾則疊 得一般齊，分別掛在從門後到毛主席像下的兩根鐵絲上。兩溜毛巾下面，也就是在兩炕之間，是一塊4米多長、近3米寬的大方格水泥地面。門後，是組長的一張小 桌。
這就是「新收組」。凡是剛進勞教所的人，必須先經過這個組的學習，「認罪認錯」，才能轉到其他組參加勞動或繼續學習。在這組的時間長短，則主要視其「認罪認錯」的態度。
開午飯了，有人端來兩大臉盆窩窩頭和一臉盆熬蘿蔔條，由值星人員從木架上把大伙的餐具一一放在地上，分好蘿蔔條，再分給每人兩個窩窩頭。但沒 有我的，因為我是剛剛進來的，還沒有餐具。等別人從伙房給我借來碗筷，才給我也镞江了一杓蘿蔔條和分來的兩個窩窩頭。但我愁緒萬端，一口也吃不下，心裏焦 慮著大肚臨懷的雪媛遭到如此沉重的一擊，她和青青今天的中午飯將會怎麼吃？新華社的有關人員將會對她們怎麼樣？
下午，全組正在學習《勞動教養法》和《勞動教養所守則》，我被叫了出去，後面跟著一個值班人員。原來是給我送行李和日用品來了，並與雪媛和青 青見了面。等我拿回了行李和日用品，值班人員又作了嚴格的檢查，連枕套都翻了個裡朝外，並一一作了登記。這就足以表明，凡進到這裡面來，個人的一切的一 切，都要被洞察得瞭如指掌，不能有個人的任何隱秘，除非是分外小心地裝在腦袋瓜兒裡的思想。
晚上，繼續學習兩小時，主要由識字的人輪流讀報。兩小時後，外面走廊裡響起了熄燈的哨音，各組都得熄燈。但所熄的只是各個房間天花板下的大 圓燈，而門後組長小桌上和走廊門口值班人員桌上的燈仍繼續亮著，以便值班人員坐在那兒看報和注視著被監控人員的動靜。如果有誰夢吃連連，那都是值班人員向 上匯報表功的好材料，立即被記錄在案。
在熄燈前，組長在北炕下層中間給我安排了一個50厘米寬的空隙，根本睡不下一個人。
「人多，只能睡這麼寬。」他說。
他姓尚，原是北京郊區良鄉縣政府的一位科長，解放戰爭時期的共產黨員，因為經濟問題和男女關係不清而被勞動教養。
「你頭朝裡，高同學頭朝外，大家都是這樣顛倒著睡，也就湊合了。」組長又補充了一句。
就這樣，我的褥子也沒法擠著鋪，只能和「高同學」合用他的褥子，被子只能在上面浮蓋著。反正是人擠人，夜裡也不覺得冷。
二
這位「高同學」，就是原中央美術學院工藝美術系的教授高莊。他身高一米八，長方臉，戴著一副銀絲邊近視鏡。按照《勞動教養所守則》規定，凡是 勞動教養人員一律不准相互直呼姓名，也不准叫「老張、老李」，更不准叫「同志」，而只能叫做「同學」。相處了一段時間，我才知道他也是個寧折不彎的人。
他出生於1905年，上海寶山人。早年，他在陳望道創辦的上海中華藝術大學讀研究生時，就受到陳望道與進步教師豐子悄等人很深的影響。抗戰 伊始，正在江西的高莊夫婦決定參加新四軍，後因故而未能如願。1944年他到了重慶、成都後，與著名科學家關肇直及華西聯合大學的一些師生，共同把毛主席 的《論聯合政府》譯成英文，並自己出錢印發，被認為是向國外發行的這本名著的第一個外文版。
抗戰勝利，他應徐悲鴻的邀請，到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任教。1947年5月20號開始的遍及蔣管區各大城市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運 動中，他扛著大旗走在北平藝專師生隊伍的最前列，由此而被國民黨特務兩次秘密搜查了住所。我地下黨為避免其遭到殘害，特派藝專的黨員學生朱程，把他和他八 歲的兒子送往冀察熱遼解放區。在那裏，高莊任華北聯合大學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任，為我黨培育了大批美術人才。
1949年初進入北平後，高莊接受了梁思成的邀請，到清華大學營造建築系執教。後來又接受梁思成的委託，參與了國徽圖案的修改定型並塑造了國徽浮雕。國務院向參與國徽設計的有功人員頒發獎金時，高莊率先提出把自己所得的全部獎金捐獻給抗美援朝前線。
在清華大學執教兩年後，徐悲鴻又邀請高莊到中央美術學院任教。1954年冬天，高莊作為中央美院訪蘇代表團的成員，帶著自己創製的被稱做中華 人民共和國「建國瓷」的新陶瓷工藝品赴蘇展覽。11月30日晚，蘇聯政府文化部為中國幾個訪問團舉行招待演出。其中一個名叫《夢與木偶》的所謂中國舞劇， 男人拖著辮子，女人似纏小腳，形態十分醜陋。同場觀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陳沂及總政文工團團長陳其通、副團長馬楠等人，都覺得這樣演出很 不好。高莊經過激烈思想鬥爭，決心不鼓掌。歸途中，蘇方翻譯徵詢高莊觀感。高莊直率地說：「現在還演孫中山革命時就革掉了的落後東西，是不好的。」為此蘇 聯文化部部長福爾采娃特派專人向高莊解釋說：「新中國的舞蹈尚未傳到蘇聯，只好拿中國舊的舞劇來應應景，請高教授原諒。」
事後，中央美院代表團團長龐某和另一團員丁某，認為高莊此舉是「反蘇反共」，並向我駐蘇大使張聞天作了匯報。張聞天和駐蘇使館有關人員對高莊作了嚴厲的批評。不久，龐某就通告高莊提前回國，並由丁某把他「押送」回國。
高莊被「押送」回國接受「審查」後，丁、龐二人在很快到來的「肅反」運動中，又把高莊說成是「反蘇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四反分子」。對此，高莊本人及其親屬不服，熟知高莊的人，也都認為這是一大冤案。
1957年「反右」，中央美院院長江豐被打成了「右派」，高莊為其鳴不平，於是高莊被強加的「反蘇反共」等罪名又被人舊事重提。儘管中央美院 「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畫家張仃後來證明說，當時並沒有給高莊戴「右派」帽子，但1960年冬天，高莊仍然以「右派」的身份被下放到山東淄博陶瓷廠勞動。 他沿途目睹了極為嚴重的人禍天災，非常同情受苦受難的人民，並在會議上有所表示，這又被人說成是「惡毒攻擊三面紅旗」。
1961年1月，高莊被調到全國手工業合作總社工藝美術局。第二年，合作總社黨委和工藝美術局黨支部要給他摘去「右派」帽子，高莊說「我根 本無帽可摘」，這又被認為「死不認錯，抗拒改造」。1964年3月初，合作總社以「態度極為惡劣」等為由，決定對高莊「開除公職，勞動教養」，勞動期為兩 年。
這樣，他就到這勞動教養所來了，比我早進來一個半月。在這絕大多數都是小偷、流氓、貪污犯、盜墓犯、盜墓奸屍犯等等的複雜群體中，這是極為難得的一身光明磊落、正氣凜然的同伴。因之我們兩人相處得極為融洽。
與我相處得極為融洽的另一位難友，是男高音歌唱家李文。
李文原名李敦強，比我小十歲，頎長的身材，端正的鼻樑，雙目沉靜而有神。
1938年1月，他出生在湖南省寧鄉縣的一個城市貧民家庭，1943年8月入寧鄉縣的一所私立小學讀書。儘管當時他才五歲半，只相當於現在幼 兒園大班孩子的年齡，但他也深念父母的一薪一粟來之匪易，從而刻苦攻讀，僅四年，就由小學五年級跳入六年級，並在13歲時就初中畢業，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 軍，入古城西安西北軍政幹部學校學習。
1951年12月，他又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並赴朝。由於他愛好音樂，歌喉清亮，在志願軍十九兵團文工團成為年齡最小的獨唱演員。
1953年7月，朝鮮戰爭結束，他被派送到朝鮮平壤國立音樂大學學習，1955年春天自朝鮮回國，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文工團做獨唱演員。
當時鐵道兵正集中力量修築從江西省鷹潭到福建省廈門的鷹廈鐵路，鐵道兵文工團隨鐵道兵指揮部駐紮在鷹廈線中心樞紐附近的福建省南平市。1956年築成這條鐵路後，鐵道兵文工團隨鐵道兵指揮部回到了北京。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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