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明王朝由盛而衰，由局部穩定走向全面動亂的時候，出了一個除弊圖強的著名宰相，使衰弱的明王朝又有了新的生機，他就是張居正。
張居正，字叔大，湖北江陵人。從小聰敏絕倫，才華橫溢，十五歲就成了秀才。巡撫顧磷璘，看了他的文章後，非常驚奇，說：「這是國家棟樑呀！」不久，張居正中了舉人。顧璘欣喜異常，隨即解下自己的犀帶，親自贈給張居正，以示祝賀。見他推辭，便說：「你日後當腰佩玉帶，這犀帶還玷污了你的身子呢！」張居正這才拜受。嘉靖二十六年（紀元1547年），二十二歲的張居正中了進士，從此，便開始了仕途生涯。當時的進士，大都陶醉在吟詩作賦的悠閒生活中，他卻專心致志地閱讀史書，總結歷朝興亡盛衰的經驗教訓，聯繫現實的社會問題，力圖挽救日益尖銳的政治危機，振興衰弱的王朝。穆宗隆慶初年，張居正由宰相徐階推薦入閣當大學士，主持北方邊務。神宗萬曆初年，擔任首輔（宰相）。
張居正擔任首輔之後，以整頓吏治為主，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一、精簡機構，裁減冗官。凡官府職責分散的，予以合併。如天下錢糧，原分屬戶部十三個司掌管，他採用戶部尚書王國光的建議，作了必要的歸併，實行了統收統支。當時戶部上下行文簿牒繁雜，管理極為不便，張居正堅決裁併，去掉十分之三、四。精簡機構必然要裁減冗官，張居正請神宗下諭：「簡汰眾職」，令兩京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的官，都自報去留。於是，不盡職的官吏多被罷免。據談遷（人名）的《國榷》記載，僅萬曆九年（1581年），即裁中央冗官四百一十九人、地方冗官九百零二人。
機構精簡後，張居正又進一步劃清政府各部門的權限，改變過去因為機構重疊，權限不清，以至「下司觀望，不知所守」的局面。他要求政府官員，必須明確職守，既不能越俎代庖，也不能互相推諉，堅決糾正「居其官而不知其職」以及「不務正業」的弊端。
二、嚴格考核制度，加強人事管理。張居正指出：考核官吏，關係到天下人心的向背。因此，他堅持凡京官及外官，必須三、六年考滿（考察合格），稱職的提升，平常的復職，不稱職的罷免。結合考滿制度，他又詳細制定了官吏的考察制度，一為定期考察，二為隨事考察，三為訪察告誡。他指示吏部，凡因循守舊、虛報矯飾的官吏，不論地位高低一律免職。當時一些御史出外，往往欺凌下級，欺壓百姓，張居正對此深惡痛絕，遇上這些人一事稍有不合，便嚴加痛斥，並指示非經長期考察，不得予以重用。這就觸動了大官們的利益，遭到不少人的反對。給事中（官職名）余懋學，首先起來反對，要求施行寬大政策。張居正便拿他開刀，撤了他的職。御史傅應禎，不僅繼續提這件事，而且反對得更加厲害。張居正下令：將他痛打一頓，關進監獄裡。給事中徐貞明等，示威似地一齊擁入獄中看望傅應禎，張居正將他們都貶往外地。御史劉台，巡視遼東，謊報功勞。張居正要依法懲處他。劉台不僅不接受處分，相反還指責張居正專恣不法。張居正大怒，報告給神宗。神宗下詔將劉台關進監獄，痛打一百大板，遣送遠處充軍。那種「既得利益集團」的腐敗分子的瘋狂反撲與反攻，這才被壓制下去。
張居正還強調人事管理。他學習唐太宗的辦法，把內外文武主要官員的姓名、籍貫、出身等，寫到屏風之上，放在文華殿，便於皇帝朝夕省覽。當官的也知自己的名字，常在皇帝左右，因而賢者自勵，多建事功；不才者也兢兢業業，不敢為非作歹。
明代用人，以前是最重資格，張居正堅決主張用人只問功、能，不論資格，對德才兼備又有經驗的，可以破格重用。他說：「要想用好一個人，開始必須慎重，務必選準。在選準人後，就要充分信任他，如像魏文侯用樂羊那樣，雖然臣下誹謗樂羊的奏摺，裝滿了一箱子，也不為群言所惑，始終不改變自己的看法和決心。」張居正不僅這樣說，也這樣做了。他用潘季馴治河，就「一切給予便利，因而能使澶河很快通暢，很少水患；他調名將戚繼光鎮守北方邊境重鎮薊門；給以充分的權力，因而使北邊十六年，平安無事。他用人如此專信，所以有本事而責任心強的人，都能大膽放手去做，也都獲得顯著成效。
三、嚴肅法紀，賞罰必信。對各級官吏經過嚴格考核以後，必須賞罰嚴明，才能收到整頓吏治的效果。張居正認為：「賞功罰罪，必須公平合理，才能使人心服；只有使人心服了，然後才可以促使他們自覺地為國獻身出力。」所以，張居正執法，凡應依法處理的，就是達官貴人，也不放過，上至皇帝國戚、百官大臣，下到地方豪強滑吏，一概繩之以法。徐階曾任首輔，又是推薦張居正入閣的恩師，但當徐階的親屬對清丈土地進行破壞時，張居正就毫不徇私地寫信給江南地方官，令其依法推行。有敢阻撓者，按國法治罪，決不寬恕。從而使徐階的親屬，不得不有所收斂。黔國公沐朝弼（人名）多次犯法，應當治罪。拿到朝廷上討論，大臣們都覺得沐朝弼是功臣世家，不好辦罪。張居正就一面提升任用他的兒子，一面派人把沐朝弼綁至北京，按法治罪，監禁於南京。
張居正在雷厲風行、大刀闊斧地整頓吏治的同時，還在加強財源、整頓軍事方面，進行大膽的改革。如下令重新丈量全國土地，清查漏稅的田產，責成官吏追繳欠稅，查出徵糧地比七、八十年前的弘治時期，多出三百多萬頃，做到了不增加賦稅而增加財政收入。在丈量土地的基礎上，又改革賦役制度，於萬曆九年，通令全國實行一條鞭法，把各項稅役合併徵收，一律按田畝數，交納銀兩。這對於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整頓軍事方面，他選派一批得力的將領在邊境「積錢穀，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積極練兵備戰，重修邊防要塞；對於少數民族上層分子的騷擾和日本海盜的侵略行徑，張居正堅持內外有別；提出了不同的方針和政策，基本上消除了多年的外患，鞏固了國防。
張居正執政十年，推行一系列政策，不僅延緩了政治危機的爆發，出現了短暫的太平安定的大好局面，而且有利於社會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事據《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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