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思邈是京兆華原(今陝西耀縣)人，生於公元541年，卒於公元682年[1]。他七歲開始讀書，每天能記誦一千多字。在二十歲左右時，他就很善於談論莊子、老子和諸子百家中其它各家的學說，同時也喜歡佛教經典。當時的洛陽總管姓孤獨，名信，見了孫思邈後感嘆地說：“這真是聖童啊。但可惜他的才器過於宏大，在他自己生活圈子中的低小位置上是很難發揮作用的”。
在周宣帝時(公元579年)，正是王室內部的多事之秋，孫思邈便到太白山去隱居。在隋文帝輔政之時，徵聘他去作當時最高學府國子學中的教授之官“國子博士”，他聲稱有病而不去出任該官職。他曾經對自己周圍比較親近的人說：“五十年後，就有聖人出現，我才會出來幫助他作一些濟世救人的事情。”到了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時(公元627年)，便把他召到京都長安去。他的容貌看上去如此年輕，唐太宗禁不住大為贊嘆的說：“我本來就知道，有道之人是值得尊重的。
至於羨門和廣成子這些仙人的事蹟，絕不是人們虛妄之言啊！”唐太宗要授予他爵位，他堅決地推辭了。顯慶四年(公元659年)，唐高宗召見他，授他“諫議大夫”的官，他又始終推辭而沒有接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他以有病為名，請求回家去。皇上特別賞賜他良馬，以及已故鄱陽公主的府地給他居住。
當時的知名人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人，都曾拜他為師，甘當他的學生。“初唐四傑”之一的著名詩人盧照鄰在他的《病梨樹賦序》中稱孫思邈“道合古今，學殫數術”，“推步甲乙，度量乾坤”。他又向孫思邈請教名醫治病的道理。孫思邈回答說，“善談天地之變化者，必須參證於人之道；善言人身之病變者，也必須以天地的變化為根據。”又說，“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但必須“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他還進一步談到做人的道理，認為要“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並且具體的解釋說：“赳赳武夫，公侯幹城”，就是說膽大；“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是說小心；“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是智之圓；“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是說行之方。
在盧照鄰寫《病梨樹賦序》時，孫思邈至少已經九十三歲了。當他說起(南北朝)周、齊之間的事時，歷歷如在眼前。以此推斷，他已經不止一百歲了。但他的眼睛、耳朵一點也沒有衰退的跡象；形體壯盛，神色清朗，真說得上聰明博達不死者。當初魏徵受皇上詔書編修齊、樑、陳、周、隋五代史的時候，擔心會有遺漏，便多次訪問孫思邈。孫思邈以口傳授，就像眼前親自看到一樣的清楚。
當時的東台侍郎名叫孫處約，把他的五個兒子帶來拜見孫思邈。孫思邈對他們的未來禍福一一預言，後來這些預言都兌現了。甚至還沒出生的人，孫思邈也預先知道他的一生中必經的大事。孫思邈這一類奇異事蹟是非常多的。實際上這就是佛、道修煉人中經常出現的“宿命通”功能，民間也一直流傳著神仙可以“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的說法。
永淳元年(公元 682)二月十五日，孫思邈早晨起來沐浴身體，衣冠整齊的端正拱手而坐。他對子孫說：“我為世人所逼，隱於洞府修煉，將升無何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往來。”一會兒便氣絕辭世而去。他在遺囑中指示“薄葬”，不用任何殉葬器物，祭禮中不用豬、牛、羊等牲畜。孫思邈去世後一個多月，容貌沒有改變。把他的屍體放入木棺中去時，輕得就像只有衣服一樣，當時的人們都感到奇怪，修道之人則稱其“已屍解矣”。宋徽宗崇寧二年(公元1103)，孫思邈被追封為“妙應真人”，因此後世又稱他是“孫真人”。
孫思邈在太白山隱居修道時，“煉氣養神，求度世之術”。又因他自己小時候得過“風冷”病，經常看醫生，以至於耗盡家資。所以在十八歲時就立志學醫，對醫藥有長時期的精心研究，且常懷仁慈之心，親自採製藥物，為人治病，以醫藥助人。作為修道人，他奉行“凡所舉動，務行陰德，濟物為功”的原則。[6]
有一次在行路時，孫思邈看見一個牧童在殺一條小蛇，那蛇已經受傷出血了。孫思邈懇求牧童不要殺它，並脫下自己的衣服來送給牧童，贖救了小蛇。然後又用藥物把蛇封裹起來，把它放回到草叢中去。
一個多月後，孫思邈又外出行走，看見一個白衣少年，僕人和馬匹都很壯實，下馬來拜見他，並感謝他說：小弟承蒙道者救了一命。孫思邈聽後沒有介意。少年又再次拜他，並請他騎上另一匹馬。兩馬馳行如飛，到了一處城郭的地方。那裏花木繁盛，春景和媚，門庭燦然顯赫，人物繁雜，簡直就像是君王的住處。原來孫思邈救的小蛇是龍王的兒子，那裏就是龍宮的所在“涇陽水府”。
龍王為報孫思邈救子之恩，臨行時要送他許多金珠寶物，但都被孫思邈堅決的推辭了。龍王見他不愛富貴，便叫兒子取出龍宮藥方三十首來贈送給他，並告訴他說：“這是真方，可以濟世救人”。孫思邈回家後把每一個藥方都試用了，發現都有神效。後來孫思邈在撰寫自己的方書《千金方》三十卷時，便把龍宮藥方分散放在裏面。[6]
迄今為止的後世方劑學家們，在研究《千金方》時都注意到一個事實：《千金方》中的有些方劑，無法用中醫已有的理論通過辯證論治的精神去衡量和理解。這一類“奇崛”的方劑中，有些是配伍方法奇怪，與方劑配伍的通常理論不吻合(比如“神丹”)；有些則不僅配伍方法超常，而且用藥多而繁雜，一方之中寒熱溫涼氣血攻補兼備，簡直無法用現行醫理作方劑分析(比如“鎮心丸”)。其實，這些“奇崛”的方劑可能正是龍宮藥方，以及孫思邈根據自己對龍宮藥方的體悟而仿製的一些方劑。它們與“正常”方劑完全不同，正好鮮明的體現了“儒醫”與“道醫”在方劑學上的不同源流和認識上的層次差別：一個是常人層次的，一個是超越常人層次的。
據史載，孫思邈的著作共有三十多種，但大多亡佚了。孫思邈留下的道家著作有自注《老子》、《莊子》，撰寫了《福祿論》三卷、《攝生真錄》、《枕中素書》及《會三教論》各一卷。但這些書後來都散佚了，只有書名還留存在《新唐書》的《藝文志》中。其它如《攝養論》《太清丹經要訣》和《枕中方》等幾種，尚有部份佚文可見。
另有一首三十八句的《四言詩》，保留在《全唐詩》裏。那是一首專談煉丹的詩，該卷中的二十首詩全是成道的仙人所寫的。孫思邈留下的醫學書籍中，《脈經》一卷也散佚了，只有《千金方》和《千金翼方》各三十卷成為代代相傳的中醫學中的寶貴典籍。
《千金方》本名《備急千金要方》，簡稱《千金要方》或《千金方》，是根據孫思邈“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的慈悲救人之意而命名的。《千金翼方》則是孫思邈晚年的著作，取兩書“比翼交飛”之意，內容主要是對《千金方》的全面補充。兩書各三十卷，共收了方劑6500多首，以及與之相關的方論和處方之法。
這些方劑大多出自前代醫家的經驗方，並包括了當時名醫、少數民族、文人學士、修煉界人士中流傳的、甚至從國外傳入的醫方和秘方，真可謂“囊括海內，遠及異域”。其集方之廣泛，內容之豐富，不愧為唐代醫學的巨著，對後世醫學特別是方劑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甚至對日本、朝鮮醫學的發展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和推動作用。
在《千金方》中，孫思邈第一次完整的提出了以臟腑寒熱虛實為中心的雜病分類辨治法；在整理研究張仲景《傷寒論》的基礎上，把傷寒歸為十二論，提出了傷寒禁忌十五條，頗得後世傷寒學家的重視；除醫方外，《千金方》中還有用藥、針灸等經驗，兼及服餌、食療、導引、按摩等養生方法；《千金翼方》中記載了八百多種藥物，尤其以治療傷寒、中風、雜病和瘡癰最見成效，因此後世也有人尊他為“藥王”。
值得注意的是，孫思邈把道家內修理論和醫學、衛生學結合起來，把養生學納入醫療內容中去，並且認為：人如果善於攝生，是應該可以免於疾病的。他對老年病、保健、醫療都有全面的觀察和深透的分析。他在老年養生方面的理論方法對後世養生家頗有影響。
另一個引人注目的是，大多數修道人煉丹都是為了自己白日飛升，而他卻把煉丹作為一種製藥手段，其目地是利用丹劑的速效特點來救急扶危。他煉制的“太一神精丹”就是專治傳染性極強的“客杵霍亂”及“瘟症”的。
特別要強調的是，孫思邈在《千金方》的序中以“大醫精誠”為題，向後世所有誠心學醫的人提出了醫生的醫德修養問題，後世醫家都把它當作為醫的師範。“大醫精誠”中的“精”指醫技、“誠”指醫德，兩方面的要求都很高。“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這個要求就是要正心、要慈善。
當一個醫生在自己的醫療實踐中努力去達到時，實際上已經是在修心了。不僅如此，對於病家的痛苦要象自己的痛苦一樣，不避艱險、晝夜、寒暑、飢渴、疲勞等等艱苦，“一心赴救”。果能如此，那就不但是修心，而且也是在修行了。對於生瘡、下痢，體有穢臭的病人不能反感，要有憐憫心；反對殺生，認為“殺生求生，去生更遠”，這些都是修善的具體方法。追求名利固然是不容許的，就是“自矜己德”、“炫耀聲名”也不許可。
總之一句話，要達到孫思邈這個 “大醫”的標準，學醫人就必須時刻讓自己處在修煉的狀態中。長期處於這種狀態，人就能修出能量，從而加強自身攜帶的先天本能，表現在診治疾病的手段上，就會創造神醫的奇跡。因此，形象的說，孫思邈的“大醫精誠”就是他從道醫的層次上向儒醫們降下的一架梯子。當儒醫們一步步循梯而上時，就能從儒醫的水平上升到道醫的層次。
參考文獻
[1] 《孫思邈生年考及年譜簡編》馬伯英撰，參見《中華醫史雜誌》1981年第四期；
[2] 《舊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一(方伎)孫思邈傳》，後晉﹒劉□(等人)撰；
[3] 《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二十一(隱逸)孫思邈傳》，宋﹒歐陽修、宋祁撰；
[4] 《病梨樹賦序》，唐﹒盧照鄰撰，參見《全唐文》；
[5] 《全唐詩》卷八百六十；
[6] 《雲笈七簽ܪ紀傳部﹒傳十二(續仙傳)》，宋﹒張君房 撰；
[7] “中醫藥學高級叢書”：《方劑學》，李飛主編。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
[8] 《中國醫學史講義》，北京中醫學院編；
[9] 《中國道教﹒孫思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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