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8日訊】乾隆時期的對外交流和衝突
較之康熙和雍正王朝，乾隆時期的對外交流更加廣泛，除了與亞洲一些國家繼續保持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外，同西方國家的交往中衝突開始顯露。乾隆在位60年間，西方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發生了工業革命，美國建國，法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而此時的東方大國依舊按照自己古老的文明運行方式運行著。西方的所謂現代文明開始與之發生碰撞。
與亞洲國家的交往
乾隆時期中國在亞洲的對外交往，主要是與朝鮮、越南和日本。在經濟上，中朝兩國除通過使臣進行的貿易外，在義州、會寧、慶源等地還設有定期的貿易市場。中國商人運去綢緞、皮貨、布匹、文具等，販回紙張、苧布、人參、牛馬和食鹽等物品。朝鮮開城的松商和義州的灣商，都以跟中國通商而著名。18世紀時，朝鮮商人每年輸入中國的白銀就達幾十萬兩。此外，中朝之間的文化交流也十分密切。每次朝鮮的使節團來中國，隨行的人員都會購回很多中國書籍。中朝學者還相互贈送書籍或著作。
康熙年間，中日之間的貿易十分繁盛。而到了乾隆時期，雙方之間的貿易更加頻繁。中國商船航日，最多時一年達一百餘艘。所攜帶的商品，種類繁多，包括生絲、綢緞、瓷器、茶葉、藥材、紙張、砂糖、染料、工藝品以及書籍、文具等等。從日本輸入中國的貨物，以銅為大宗，其餘則有金銀、海味、漆器等。隨著貿易的發展，旅居日本的中國商人也日益增多。清代留居日本的中國人，對日本文化也有一定的貢獻。
乾隆時期，中國和暹羅（泰國）之間的關係也有進一步的發展。18世紀以後，雙方的貿易極為頻繁。每年從上海、寧波、泉州、廈門和潮州等地前往經商的貨船有五六十隻之多。當時，暹羅的米輸入中國的數量很大。清政府還制定獎勵辦法，鼓勵雙方商人向中國販運暹羅米。隨著貿易往來的頻繁，中國人移居暹羅的也日益增多。
此外，康干時期的清政府，和越南、緬甸、柬埔寨、老撾、尼泊爾、印度、菲律賓、馬來亞、印度尼西亞等國，也都保持著友好關係。
與西方國家的交往和衝突
順治、康熙和雍正王朝，中國和歐洲的文化交流較之明代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乾隆王朝，這種交流更加廣泛。大量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成為當時東西方交流的媒介。一方面，他們向中國人推薦西方的信仰和實證科學，如關於天文、地理、曆法、數學、水利、醫藥、火器等方面的知識；另一方面，他們通過翻譯中文圖書，向西方國家廣泛介紹了中國的地理、歷史、學術、典章制度和風俗習慣等。他們曾先後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中國古代經典譯為拉丁文加以刊行；德國著名文學家歌德，曾試圖用《趙氏孤兒》為藍本編寫劇本；18世紀時，巴黎、維也納、羅馬等歐洲大城市，曾上演了不少中國題材的歌舞劇。
輝煌的中華文明對歐洲的一些學者，比如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們認為中國的儒家學說，符合人文主義精神。
在經濟上，從中國進口的茶葉、絲綢和工藝美術品，特別是瓷器和漆器，深受歐洲人的歡迎。17世紀時，中國瓷器在歐洲還比較罕見，多為宮廷所珍藏。到18世紀，從中國運往西歐的瓷器逐漸增多，開始成為生活用品。這時，歐洲仿製華瓷也獲得了極大成功。這時，西歐的絲織品的色調和花紋，也多倣傚中國。
對於中國的園林建築藝術，歐洲人也大為驚歎。一個叫錢柏茲的英國建築師來中國參觀後，寫了一本《東方園林》的書，並在倫敦附近修建了一座模仿中國園林的花園。這座花園順應自然環境，形成一種非常優美新異的風格，當時被稱為「中英式花園」 。
不過，對於中國的君主來說，西方的文化雖然有可以吸收的成份，但較之中華文明仍處於從屬地位。那些遙遠的西方國家對中國似乎並沒有太真實的意義。
在經濟方面，從康熙到乾隆的而清朝的統治者對發展外貿，即西洋各國來華通商並無熱忱，除了認為「天朝」地大物博，無須與外互通有無外，也擔心自身統治受到外來威脅。清朝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海禁時期(1644－1683) ，主要目地是為了封鎖東南沿海島嶼的反清勢力；第二階段是多口通商階段(1684－1756) ，指定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南京) 設置海關，允許外國商船前來貿易，但這種開放是有限度的；第三階段是廣州貿易階段(1757－1842) 。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為了防止外國瞭解中國，深入內陸，乾隆下令關閉其它海關，只允許廣州一地海關與外國通商，並由政府特許的「十三行」商人統一經理外商來華貿易事宜，同時對中國商船的出洋貿易也規定了許多禁令。乾隆帝曾諭令兩廣總督蘇昌：「國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懷柔遠人之道。」
對於外商在中國的居留和活動，清政府還先後設有很多其它約束。比如，只能在5月至10月的貿易期中前來廣州；只能居於由公行設立和監管的「夷館」；不得進入廣州城；不得向華商貸款；不得僱人傳遞消息至內地；通過公行向中國官員轉遞的文書須以下至上的「稟貼」為形式；不得攜帶婦人；不得乘坐肩輿。對外商在華所購貨物的種類和數量，也有著不少限制。這些做法既反映了清政府對於西洋勢力的政治疑懼，也反映了它高高在上的天朝大國的心態。
而此時的西方世界，正經歷著新的變革，特別是工業革命後的英國、法國和美國，為了發展貿易，不再滿足現有的通商狀況，迫切要求開拓中國這個巨大的海外市場。而中國在和包括上述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間的對外貿易上，直到19世紀30年代，一直處於出超的有利地位。
以最重要的中英貿易來說，在1781年到1790年間，中國輸入英國的商品，僅茶葉一項，即達9626.78萬多銀元。而英國輸入中國的商品，從1781年到1793年，包括毛織品、棉布、棉紗、金屬等全部工業品在內，總共才1687.15萬多銀元，只抵中國輸英茶價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說，歐、美商人每年要用大量的白銀來購買中國的絲茶等貨物。在19世紀初，從廣州流入的銀元，平均每年約在一百萬兩至四百萬兩之間。
一方面是實行有限的通商舉措，一方面是迫切希望開拓市場，進行貿易。雙方的衝突不可避免的出現了。
起初，英國政府希望通過以締結近代國際關係條約的形式來改變這種狀況，便於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以給乾隆帝祝壽為名，派使臣馬戛爾尼伯爵來中國交涉通商事宜。第二年，馬戛爾尼伯爵在熱河行宮朝見乾隆帝時，提出了以下幾項要求：一、准英國派使臣駐北京，照管本國商務；二、准許英國商人在寧波、舟山及天津、廣東地方自由通商，並在北京設立商館；三、佔用舟山附近小海島一處，以居留商人，存放貨物；四、於廣州附近亦撥給一地，以居住英商，許可英商自由出入；五、減免英商在廣州澳門間內河運貨的稅額；六、准許英人在各省傳教。對於馬戛爾尼伯爵一行，清政府一方面給予熱情的招待，一方面對於英方的要求予以拒絕。乾隆帝在上諭中告知英國政府: 「天朝物產豐盈, 無所不有, 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考慮到英國的困難，可以承認最為恩惠的朝貢貿易。馬戛爾尼伯爵一行無功而返。
此後，迫切想打開中國市場的西方國家，與實行閉關政策的清朝的衝突逐漸尖銳。如何打開中國市場，似乎也只是個時間上的問題了。
乾隆晚期的統治─夕陽無限好
由於乾隆執政時間過長，而且為人重奢靡，多次出巡南遊，並且造了許多宮殿園林；此外，還在一些戰事上耗費了巨大軍費，晚年時出現了國庫財用耗竭。乾隆還重用貪官和珅，使清朝吏治腐敗不堪，引發了一些地方的農民起義，清王朝露出了衰敗的跡象。
乾隆86歲時，也就是1795年，乾隆宣佈禪位，將皇位傳給皇十五子喁琰，年號嘉慶，乾隆自己做了太上皇。不過，太上皇乾隆對於軍國大事等仍親自過問，嘉慶只不過是個傀儡皇帝。
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駕崩，清王朝進入了嘉慶時代。高宗乾隆去世後的謚號是：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欽明孝慈神聖純皇帝。
《清史稿》對乾隆的評價
縱觀乾隆皇帝的一生，應該說還是一位有為之君。他在康熙和雍正之治的基礎上，將清王朝發展到了鼎盛時期。《清史稿》對乾隆的評價是：高宗運際郅隆，勵精圖治，開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奮武，於斯為盛。享祚之久，同符聖祖，而壽考則逾之。自三代以後，未嘗有也。惟耄期倦勤，蔽於權幸，上累日月之明，為之歎息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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