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8日訊】中國重慶。1975年，那年我五歲。

「蔚蔚，媽媽要去在農村的分校，你願不願意跟著我嘛？」媽媽問我。

「好，我願意跟著你，媽媽，」我說。當然，我情願和我媽媽在一起。

後來我知道這是毛澤東要學生去農村向農民學習的政策，學校的老師也是同樣的。於是我媽媽工作的重慶市第五十二中學就要在農村辦個分校。

我覺得有些興奮。我就要離開現在住的地方一陣了，我不知道會有多久，甚至我媽媽也不知道。我還從未去過農村。我只聽到從鄉下來的熟人在他們臨走時對我媽媽，爸爸說，「哪天到我們鄉下來嘛，我們鄉下空氣好。」好，新鮮的空氣，我對此沒有一點概念，它可能是個好事情。

我喜歡想像。讓我想想鄉下分校的其它好事。有很多樹嗎？可能有。有我在電影看到的草地嗎？可能有。有些山嗎？可能有。有些壞事情嗎？我不知道。可能有。當媽媽給我說分校時，她年上沒有笑容。我媽媽喜歡笑。我不知道她為甚麼那樣？我沒發現有那麼多高興的事情。相反，我經常想哭。但我不敢。我知道我爸爸，媽媽討厭它。我從來沒看見過我媽媽哭。

現在農村分校的真面目來了。我媽媽和我到了那裏。那個地方叫三溪口，是在重慶市中心以北三十幾公里的地方。對我來說，那真是遠。我都不知道怎麼回家了。在分校也是磚造的樓，學生們，老師們在那裏進進出出。這樓是灰磚，而城裡五十二中的樓是紅磚。看來這是分校與城裡學校唯一的區別。灰樓是分校教授、學習、生活的環境。我很少有機會走出這個樓，到真正的農村去。我媽媽不領我去。

上午媽媽送我去幼兒園。那是一間約三十平方米的房間，沒有玩具，只有一些課桌和凳子。我們五、六個孩子在那裏。許多時候老師也不在。其它孩子在屋子裡把凳子放倒在地，全身推著它跑，相互撞擊。我害怕這種遊戲。我不喜歡暴力，我對它也不在行。我還是參與了這個遊戲一、兩次。還好，我沒有受到傷害，我知道我身體瘦弱。不管這樣，我玩過這個遊戲了，也許老師希望我們這樣玩。然後，我站在房間的一角，觀看著。在地上推動著的凳子和相互的撞擊帶來了許多的灰塵和噪聲，我覺得呼吸都有些嗆人。許多個上午就是這樣過去的。

我不知道為甚麼，看來那個幼兒園下午不開。謝天謝地。下午我呆在家裏。我媽媽和我的家在這層樓的頭上。媽媽離開了房間。我不知道她到哪裏去了，她應該就在附近。我願意知道她在哪裏，這樣我可以把她搜尋出來。我不知道我能走多遠。我猜我能從樓的這一頭走到另一頭。但是沒有這種可能性。媽媽把我鎖在了房間裡。在她走前，她警告了我多次，「蔚蔚，不要爬窗戶。如果你爬窗戶，你會從那裏摔下去，摔死的。」

「好，我知道了。」

現在她不在這裡，我走到窗戶那裏，打開窗。窗台和我下巴一樣高。我看不見甚麼在下面，只看見白色的天空。我現在有一米高了，我搬了個凳子，放在窗戶邊，人站了上去。我把我的頭伸出窗外。現在我能看了。陽光普照，周圍靜悄悄的。有三個窗子在我下面，粗的黑黑的電線從其中一個伸了進去。那我家應該在四樓了。在我們樓的前面是一片黃土，有兩、三間土和瓦造的屋子，那是造粘土的工廠。我看不到許多樹或草。空氣比城市清新些，但感覺也不明顯。沒有甚麼事情特別好。

我從高處下來到書桌旁，坐下來。我拿起一支鉛筆在一張白紙上開始畫了起來。首先，我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各畫一條線將紙分成四部份，這樣我可以在上面畫四張畫。從媽媽那裏要到紙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她常常說，「老蔚，媽媽從哪裏一天給你找那麼多紙？」

她現在不在這裡。在紙上，我不畫我看見的東西或人，我也不照著書上畫。我喜歡的是畫想像中的東西。現在我在紙的西北部畫。我先用黑鉛筆把輪廓畫出來，接下來就是我最喜歡的事情，用彩色鉛筆著色。我有一盒十二種顏色的彩色鉛筆。我把一個將軍的制服塗成綠色，皮帶和鞋子黑色，衣領銀灰色，帽子上的星紅色，臉黃色。在他身體的右側我給他畫了把劍。這時，我看著我完成的作品，大部份的畫面是綠色，在一些小地方是紅色，我喜歡萬綠叢中一點紅的效果。

接著，我移到紙的東北部，開始第二幅畫。在畫完一個人的輪廓後，我放下黑鉛筆，拿起了彩色鉛筆。我把他的臉塗成黃色，西服棕色。我該給褲子塗成甚麼顏色好跟上衣搭配？黑色？我不大喜歡黑色。藍色？好像不好。紫色？好，紫色。我的紫色筆在他的褲子上移動著。在他鼻子上，我給他畫一副眼鏡。我在畫日本首相，他一定有淵博的知識，可能戴眼鏡。我給他穿上皮鞋並把它們塗成黑色。完成了，我看著它。它看起來沒有第一幅那麼多的色彩，但更有生氣。

現在我在紙的西南部畫。在勾畫出坦克，軍人，大炮，炮彈的爆炸後，我放下黑鉛筆，拿起來彩色筆。我把坦克，大炮塗成綠色，軍人的皮帶棕色，炮彈的爆炸紅色。軍人是兩種顏色，坦克一邊的軍人是棕色，大炮一邊的軍人是綠色。因為兩支軍隊在打仗，蘇聯和中國。廣播裡常說我們要留盡最後一滴血打敗蘇聯的侵略。在電影裡，我們的軍隊總是綠色，所以我把他們塗成綠色。我不知道蘇聯軍隊是甚麼顏色的軍裝。我想那肯定與我們的不同，我不能想像兩支穿相同軍裝的軍隊能互相打仗。於是我猜蘇聯軍隊的軍裝是棕色的。聽說蘇聯有許多坦克，所以我讓坦克在他們這邊。對我們這邊來說，就是大炮。聽說我們國家並不缺乏大炮。完成了，我看著它，好壯觀。

現在我開始在紙的東南部畫。在勾畫出輪廓後，我把天空塗成藍色，幾朵雲白色，鳥黑色，草綠色，溪流淺藍色。我給這幅畫起了個名字：「春天。」我不知道怎麼寫這兩個漢字，我知道它的意思，它在我心裏。看著這幅畫，我覺得好平安。

這張紙畫完了，我小心地把它放在桌上的一個地方。媽媽下午六點回來後，我要叫她給我的畫打分。有時她給我的一幅畫打「優」，有時打「良。」“良」會多少讓我失望，我要「優。」

我拿出又一張紙開始畫了起來。我又畫完了一張紙，又是四張畫。我看看窗外，天空沒有我剛畫畫時那麼亮了，已經有了暗的色調。過不了多久媽媽就會回來。我畫著，畫著，畫著。門鎖傳來響聲，媽媽出現在門口。

「媽媽，你看我畫的，」我興奮地說著，遞給她兩張紙。

「蔚蔚，畫的不錯。」

「那你給我打個分數—」

「好。」她拿起支紅鉛筆在我的紙上打分。她給大多數畫打了「優」，一些畫打了「良」。

「蔚蔚，媽媽有事做，要用桌子。你就呆在這裡，不要跑出去。」

現在我沒有事情做了，也沒有地方畫畫。我媽媽在這裡。我能感覺到她對我畫畫沒有多少興趣。我想像如果我在她面前畫，她可能不喜歡，甚至會說些洩氣話。她對我畫的評價那麼短。我懷疑她認真看了我的畫沒有。我也不太擔心這些，只要她能給我紙和彩色鉛筆就好了。

這時黑暗包裹了世界。媽媽開始在煤油爐子上做晚飯了。煤油爐子外面是綠色，裡面是黑色，它大約二十幾厘米高。媽媽在上面煮著甚麼。她似乎對做飯不怎麼感興趣，我不在意，我也不喜歡吃飯。我一頓飯要吃一個小時。我情願吃藥，吃藥就簡單多了，把藥片往嘴裡一放，然後喝口水，一吞就玩了。一分鐘之內我就能完成。我不理解為甚麼其它人對吃那麼有興趣，而覺得吃藥那麼可怕。

晚飯好了。蒸的白飯，有菜的時候也不會超過一個。

「媽媽，沒菜吃，我覺得白飯好難吃。」

「蔚蔚，你放些白糖在飯上面。」

我放些白糖在白飯上，好吃。在大多數晚上，我們的晚飯就是那樣。有些時候，媽媽因為晚飯難過，我並不覺得難過。甜甜的飯讓我不那麼費力吃完了晚餐。為甚麼一定要更多的菜呢？

看著我吃得慢，媽媽對我說，「老蔚，看看你，吃飯變成了苦差事。不應該是那樣，吃飯是一種享受。」

我沒說甚麼，她說的可能是對的。廣播裡那麼多宣傳中，常常說中國哪裏來了一個糧食豐收。我知道糧食是拿來吃的。同時，在那一刻，我覺得媽媽說話就像一個關心我的人說的。外面是漆黑一篇，靜悄悄的。家裏面是黃色的燈光，有些暗，鍋在燃著的煤油爐子上，還有我媽媽。家庭生活多麼溫馨的一刻。唉，這樣時刻罕見。媽媽有時莫名奇妙地打我，有時晚上所有的人都到野地裡參加批鬥會，時不時響起如雷的口號聲，一萬個拳頭在揮舞。

下一年是1976年，我六歲了。分校被解散了，媽媽和我回家了。媽媽和其它老師看起來好興奮，比過年還高興，我不覺得。我怕又回到我爸爸那裏，他動不動打我。媽媽和我在分校住了一年。

這年一月，周恩來死了。幾個月後，朱德死了。九月毛澤東死了。共產黨的三個最高領導人死了。十月，包括毛澤東妻子在內的「四人幫」被逮捕了。接著文化大革命被宣佈結束了。我感到吃驚的是這次沒有像以往的運動一樣宣佈勝利結束。高考恢復了。學生們不再到農村向農民學習了。我媽媽和爸爸看來對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感到很高興，我覺得難以理解。在宣佈它結束前，我覺得他們喜歡它，還對它有興趣。

我已經到了上小學的年齡。在從分校回家後，我繼續在小桌子上畫畫，畫了一張又一張。我不知道怎麼的，畫家萬老師在1977年時成了我畫畫的老師，那年我七歲。

每次我媽媽或爸爸送我到萬老師家去學畫畫。今天媽媽和我在兩路口往上爬一段石梯坎，好長一段石梯。爬上去後，我們又往左轉，走了幾步路。然後我們又往左轉，再爬石梯坎。在走到萬老師家前，我們可能還轉了一、兩次。萬老師就在這樣一個僻靜的地方，滿有藝術的氣息。在中國我們學生都是叫教授者「老師」連上他或她的姓。所以我叫她萬老師，其實我更喜歡叫她的名字，我覺得她好。

在把我送到那裏之後，我媽媽離開了。我好像高興她走。現在萬老師，我和其它三個孩子在房間裡。不像我家和我鄰居家只有一間房，萬老師家有四間房，真是神奇。萬的臉看起來白皙，漂亮。她身材苗條，張得高，比我媽媽高。她說話都是輕聲，注意聽能聽見。她看來二十幾歲或三十幾歲。

「蔚，今天我們畫石膏。」萬說，把我帶到另一個空房間，房間的中央放著一個白石膏，後面是一塊深綠色的布。

「好—」我輕輕地說。我不喜歡畫線條的素描，我喜歡畫我的想像畫。但我沒有選擇，只有做萬老師讓我做的。

今天是我第三次畫素描。我不知道為甚麼我需要畫它那麼多次，而我也只能用黑鉛筆。我在椅子上坐下，手裡拿著筆，看著白石膏。從頂上灑下來的黃色燈光讓石膏頂部看起來明亮。石膏在水平方向有六面，在垂直方向有頂面和底面。結果，頂面和水平方向的一面看起來那麼明亮，沒有一絲暗的感覺。水平方向上最亮的一面的旁邊那一面也好亮，只有一點暗影。我右邊的一面看起來暗。其它水平方向上的三面在後面，看不見。

現在，我先用黑鉛筆畫石膏的輪廓。完成之後，我手裡的黑鉛筆在紙上來回移動著，儘量避免線條之間明顯的縫隙。這和我在分校做的差不多。這是畫明暗。它的原則是一個地方越暗，用的線條越多。我沉浸在其中，沒有時常觀察石膏上的光。終於，我石膏畫完了。

現在我開始畫石膏的背景，就是它後面那塊深綠色的布。這不需要畫輪廓了，直接塗就好了，這是我愛做的。我更多地用黑鉛筆在紙上塗著，這樣把背景塗得深些。畫，畫，畫。我把右手轉過來看了一眼，右邊手掌的邊上都是一層黑色。那是鉛筆在紙上留下的碳。當我的手在紙上來回移動時，碳就粘在我手上了。我有些喜歡它。畫畫好後，我看著它。不同面的黑度不同，靜物素描的特色。

我把它拿給萬老師。她看著它，沒有笑。她拿起鉛筆來在紙上畫著。

「蔚，你對明暗的感覺還不太準。你說，石膏的那裏是高光？」她說。高光就是最亮的部份。

「頂部，」我回答說。

「頂部是有些亮，但高光在這一面，」萬說著，指著水平方向上的一面。「注意背景的影響。」

「好。」

我相信萬老師是對的，只是我還不大理解。不管怎樣，我沒有多大興趣畫素描，我不喜歡畫東西的輪廓。後來的日子我來這裡學畫時，她讓我畫了更多的石膏靜物素描。我不害怕它，因為我總的來說喜歡畫畫。

今天在萬的家裏，一個新的項目開始了。我不需要再畫靜物石膏了。萬讓我畫水彩畫。哦，我喜歡顏色。在畫色彩部份前，我需要畫輪廓。我不看東西，憑想像畫。

我畫的是我家所在的第一工人醫院下面的跳傘塔。我生活的重慶是個山城，醫院在個山上。聽說跳傘塔是用來訓練民兵的。它看起來八十米高，在它的中上部有三條長長的臂，伸出來，在末端掛著降落傘。在我的眼睛看來，塔和地上的沙灘是一樣的顏色。

我見過跳傘塔使用時的景象。跳傘塔的三支臂掛著的三個降落傘從六十米的空中降下來，沙地上三個穿制服的人等在那裏。降落傘到了離沙地一米高的地方停下來。這時那三個人把降落傘上的繩子拴在自己身上，然後他們的手臂牢牢地抓著降落傘的繩子。降落傘連同他們的身體慢慢地上升，最後他們到了塔的長臂。在一分鐘裡，他們就離地面六十米的空中停著。啪的一聲，長臂末端的架子釋放了降落傘。降落傘連同身體降落著，不太快，也不太慢。那幾個人的身體就快觸地了，激動人心的時候來了。一個身體觸地時保持著平衡，還站著，另外兩個踉蹌著坐到了沙地上。我想像一些沙子進了他們的嘴裡。

現在不像以往用鉛筆，我用毛筆沾著墨汁在宣紙上花。這不是我以前畫畫用的普通白紙，而是一種柔軟的吸水性好的白紙，也是一種貴的紙。當我的畫筆在宣紙上畫時，墨汁在上面散開來。哦，不好，太濃了。我把筆在清水瓶裡洗了一下，沾更少的墨汁再來。這次散開來少些。終於，畫輪廓的困難部份過去了。我看著它，它就像中國畫一樣，黑白色。通常中國畫不用多少顏色。

現在我最喜歡的部份來了，給畫著色。我不是用彩色鉛筆，而是用調色盤著色了。調色盤中央是一個凹下去的圓，在它四周是八個凹下去的基本是圓的地方，它們之間都是分開的。有六支顏料管擺在桌上，它們都好看：淡綠、大紅、棕色、黃色、白色和藍色。我怎麼配跳傘塔和它下面沙灘的顏色？我想那可以是黃色和棕色的混合色。我將黃色管的顏料和棕色管的顏料都擠到調色盤的同一個地方。我用筆混合它們，新顏色就產生了：淡棕色。接著我用一支乾淨的筆，沾些水在筆上，在一個杯子裡擠一下筆，一、兩滴水掉了進去。我拿沾了水的筆去沾調色盤裡淡棕色的顏料。好，現在筆準備好了。我開始用它畫宣紙上的跳傘塔了。一些地方還是看起來濃。我在筆上加了些水，再把它畫到紙上。這次它看起來更像跳傘塔和沙地的顏色了。這是水彩。竅門是不要讓顏料溶解得像液體一樣稀，但同時顏料需要被相當地溶解。它還是一種固體，雖然有些像液體，但更像固體。

畫，畫，畫。跳傘塔的主幹畫好了。接著，我畫它的三個長臂，用同樣的顏色，看起來不壞。我移到下面的沙地。我加了一點棕色顏料在調色盤上。萬老師一定會說沙地的顏色應該比跳傘塔深，雖然對我的眼睛來說，它們看起來是一樣的。畫，畫，畫。我的右手已經覺得有些軟了，但我不會停。我要抓住藝術的感覺直到我完成，不然在我休息回來之後，它可能消失了。

我把一個降落傘塗成藍色，第二個降落傘塗成棕色，第三個降落傘塗成紅色。他們比實際的降落傘更好看。那沒關係。我畫想像畫。然後，我畫跳傘人的身體和降落傘的繩子。所有這些都在空中飄。最後，我把筆輕輕地在墨汁裡沾，在水裡溶解，在宣紙上在下降的降落傘旁邊畫了輕輕的幾筆斜線。那時毛毛雨和風。好，就是那樣。

「萬老師，我畫好了。」我叫她，她這時在指導其它兩個九歲的女孩，她們比我大兩歲。我不知道她們畫的甚麼。還有另外一個與我差不多大的男孩。

「好，」萬老師慢慢地應著，轉向我，把我的畫拿到開著的門那裏。我期待著她的評判。

「這張看著不錯。蔚，你有進步了，」她說。

然後，她拿起我的筆在我的畫上畫著，說，「這裡的顏色應該淡些。這裡的線條應該是直的。」

「哦，好嘛。」我答應著，看著她手中的畫筆在畫上移動著，她肯定畫的很好。

「好，今天看來你們這些人都努力，我要慰勞你們一下。好好在這裡呆著。」萬老師對我說後，走出了門。

過了一會兒，她回來，提著兩紙袋點心，真是太好了。我很喜歡吃點心，但在家裏我媽媽，爸爸很少買它。我吃了兩個圓的點心和一個蔥油酥，又甜又鹹，好好吃。其它三個也一刻不停地吃著。

萬真好。我希望她是我媽媽。但我不敢告訴她或我媽媽。因為我覺得我告訴了她，她就可能告訴我媽媽，那會給我帶來很大的麻煩。

一天，萬老師把我們四個學生招攏來，告訴我們，我們要準備參加國際兒童繪畫競賽。這個競賽由幾輪選拔。第一輪選拔是我家所在的重慶市中區。如果我的畫在那裏選上了，就進入第二輪，到有七百萬人口的重慶市選拔。如果它在那裏也選上了，就進入第三輪，到有一億人口的四川省選拔。如果它在那裏也選上了，就進入第四輪，到北京選拔，那是全國選拔。如果它在那裏也選上了，就到赫爾辛基進行最後一輪的選拔。

「赫爾辛基在哪裏？」我問。

「那是芬蘭的首都，」萬回答說。

我覺得興奮。赫爾辛基和芬蘭對我來說都是新的名字。它肯定很遠，很遠。我想像我的畫可以去很遠，很遠的地方。赫爾辛基應該是我的目標。

我更加沉浸在跳傘塔的畫畫中。這將是我的參賽作品。在那時我已經七歲了，在小學讀一年級，但是我對學校老師講的或我媽媽，爸爸在幹甚麼幾乎沒有明顯的映像。我所有想做的就是畫，畫，畫。

在小學校的一天下午，從窗戶射進來的陽光把教室照得亮亮的。我們學生坐在那裏，聽著講台上的老師講。突然，砰，砰，好像有兩聲輕微的敲門聲。老師走到門邊開了門，一個穿藍色上衣的中年男人出現在門口，對老師耳語幾句，遞給了她甚麼東西。然後他離開了。老師在他身後把門關上，回到講台上。

她對全班同學說，「劉蔚的畫被選到四川省去了。」

劉蔚是我的全名。對於我來說，這是個壞消息，因為我的目標是赫爾辛基。全班同學的無數雙眼睛看著我，這提醒我這事特別。應該是特別地好，不是特別地壞吧。但我就是高興不起來，我覺得沮喪。

我應該告訴我媽媽和爸爸嗎？我看不出有甚麼好處。他們很少顯示對我畫畫的興趣。他們還可能打我。我找不到任何一個人談，覺得壓抑。

現在我上午、下午都需要去學校。有一天回家後，我在紙上畫畫。媽媽進來問我，「你作業做了嗎？」

「還沒有，」我回答。

「那你應該先做你的作業。現在你上學了，不再是在幼兒園裡了。學習才是對你重要的，畫畫只是你有時間的時候玩的。即使你根本不畫，也不是甚麼壞事，」我媽媽說著，臉上沒有表情。

我服從她。沒有別的選擇。我不喜歡她說話的樣子，她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我從來沒有看見她不快，焦急或悲傷，更不要說哭了。她總是看起來強，我不喜歡。

一天，萬老師通過媽媽叫我，她想帶我到外面去寫生。我媽媽拒絕了，她事後告訴我這件事。我甚麼也沒說，我知道我不能改變這些狀況。不久以後，當我還是七歲時，我不再畫畫了，而只是上學讀書。我也失去了和萬老師的聯繫。一、兩年後，我的畫畫才能完全消失了。

──轉自《自由文學》(www.lettersofliberty.com)(http://www.dajiyuan.com)(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