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中國大學第一屆學術月特稿

中華民國第一共和簡史(1912-1928)(下)

陳清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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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華革命黨、國民黨與軍閥

談到中華民國就必然要談到國民黨,國民黨的前身可追溯到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的“興中會”,1905年興中會于東京與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合併為“同盟會”,這是一個革命党——通過武力與軍事來推翻政權的黨派。而1912中華民國成立後,同盟會成為合法組織,于北京聯合其他幾個小型政黨組成國民黨並贏得競選獲得組閣權力,此時的國民黨是一個政黨——在憲政制度下通過議會政治來競爭國家權力的黨派。其後由於宋案引發的二次革命導致國民黨被袁解散,故孫中山於1914年在東京另組中華革命党,並於1919-1924年間再次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以共和三步走為革命方略的革命黨(而非政黨)。這就是北伐前的國民黨簡史。

因為孫中山於二次革命後成立的中華革命黨戰略部署是共和三步走——軍政、訓政、憲政——武力統一全國,實行一黨訓政,穩定後再實現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憲政。而國民黨的軍政可具體概括為:組織軍隊(後來演變為自己獨立建軍),建立政府,進行統一戰爭。[10]

正因為有了這個武力統一的戰略第一步,所以在二次護法時,老國會已經恢復且北洋政府願意和談這樣的情況下,孫中山仍然態度強硬堅持武裝革命的路線——定下三步走的革命方針就不再回頭了。這也成了後人詬病國民黨是軍閥的理由,但應該說這是一種誤讀。因為一般意義上的軍閥是:1、不服從中央政府的地方武裝集團。2、以軍事手段為唯一統治方式以及以此為根本目的的中央軍政府集團。從這點來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不是軍閥,國民黨的革命方式有軍政,訓政時期,但都是為了憲政,而軍閥統治了中央政府後,不是為了實現憲政,而是為了維護自己的軍事統治,這是根本的區別。[10]

四,蘇俄介入(1922-1924)

1922年廣州軍政府發生內亂,孫中山被陳炯明驅逐出廣州,二次護法失敗。孤立無援之際,孫中山開始考慮與蘇聯結盟的可能性,並於1923年1月與蘇聯代表越飛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開始“聯俄容共”。12月29日,孫中山落實接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協助重建大元帥府,共產國際派出鮑羅廷到廣州為孫中山顧問,以蘇共為模式重組中國國民黨。1924年1月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佈實行聯俄容共政策。在蘇聯援助下,於3月組建黃埔軍校,並以蔣介石為校長。[5]

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只是一個小黨派,在1922年時只有300名黨員,到1925年時也只有1,500名黨員。而國民黨在1922年時已經有150,000名黨員。[10]

“聯俄容共”的做法,實際上是蘇俄對孫中山千呼萬喚的一個結果。因為歷史的事實便是蘇俄九番十次地上門找孫中山,而不是孫中山三番五次地要去找蘇俄。10否則,就不能理解,為何自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三年,蘇俄雖萬里尋孫十數度,都未能辦成“聯俄容共”的陰謀大業,直到鮑羅廷帶來大批軍用物資和每年二百萬墨西哥圓的俄援,方使得孫中山同意“聯俄容共”了。而所謂容共,也只是容許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並服從國民黨的主義、綱領和紀律。因為孫中山認為,“中共只有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受國民黨的指揮,才能防止中共製造階級鬥爭,妨害國民革命進行”。[9]

五,北伐1926-1928

1925年3月孫中山於北京逝世後,中共與蘇聯代表鮑羅廷即開始反對北伐。1926年2月,中共在北京舉行特別會議,要以工農革命為北伐政綱。同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共產黨則利用北伐名義組織農會運動。9月,北伐軍攻佔武昌,吳佩孚部隊基本被消滅。10月,中共與上海發動第一次武裝暴動,企圖建立上海市民自治政府終告失敗。11月-12月,北伐軍依次揮師相繼、南昌、福建、浙江,此時中共的湖南農會可控人數已達千萬。

1927年2月,共產黨在上海發動二次暴動並再次失敗。4月湖南農工運動發展到“有土皆豪,凡紳必劣”,農會專政仇殺異己的地步。4月12日,蔣介石開始“清黨”,並至寧漢分裂。7月15日,共產國際欲改組武漢國民政府為工農專政機構的決議被汪兆銘獲知,故汪亦開始分共,自此,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8月1日,共產黨發動南昌暴動,此為中共控制軍隊的開始,國民黨左派亦承認疏於防共。9月,武漢、南京國民政府合併——寧漢合流。

1928年北伐軍佔領河南,取得原北洋軍閥馮玉祥、閻錫山加入。同年4月,奉系被包括中央軍在內的四大集團軍擊敗,孫傳芳亦宣佈下野。5月,日本出兵在濟南屠殺軍民製造五三慘案。6月4日,奉系張作霖由北京撤退回奉天的路上被日軍炸彈重傷不治,稱為皇姑屯事變。同年12月29日,張學良通電東北易幟,北伐至此宣佈成功。

北伐不僅帶來了全國(形式上的)統一,而且各種力量也在這三年中進行了自己的預演,很多事件幾乎就是後來數十年歷史的預示與縮影:

如日本在濟南製造的五三慘案,“在1928年,日本國內尚有反對出兵的聲音,英美的行動亦是日本政府主要的考慮。”“濟案的發生和其善後的妥協使得中國國內抗日運動高漲,而日本則更加有恃無恐,得寸進尺,導致日後更大的慘禍。”[6]

而另一方面,以共產國際為後臺的中共也真正的登上了政治舞臺。中共在國民政府北伐時發動的農會運動以裹挾的方式完全控制了農民,並以暴力的方式縱容痞子小人,前者是其後數十年間農民悲慘生活的縮影,又是國共戰爭時農民被共產黨逼在前面擋子彈的預示;後者則是中共建政後社會道德水準急速下滑的前奏,也是中共本性的體現。

而1927年的南昌暴動則是中共掌握軍隊的開始,中共的祖宗布爾什維克獲得政權就立刻殘酷鎮壓自己的母體——社會民主工黨,中共也一樣在羽翼未豐時就開始分化國民黨,稍有力量便開始武裝反對國民黨。中共另一個基因——謊言在南昌起義中也得到了體現,“在公開場合,中共所部表示仍接受國民政府領導,但反對其所稱的「右派」蔣中正。”[7]這就是中共後來借用各種名義——國民黨的名義、抗日的名義、民主革命的名義來進行共產革命的預演。

在中共的教科書中,歷來把北伐評價為失敗的,原因則在於國民黨對工農革命的背叛。但“北伐”只是孫中山《建國大綱》中所設想的軍政、訓政和憲政三步驟中的“軍政”,是以武力掃除一切憲政的障礙,官方教科書卻總是把北伐戰爭套上“大革命”的韁索,朝“工農運動”上硬扭,就是不提它是孫中山為中國憲政化設定的第一步。[11]這也是中共治下歷史唯物主義的思維方式與篡改歷史的實際行動混雜的表現。

無論如何,北伐完成了全國形式上的統一,按照孫中山“軍政、訓政、憲政”邁出了第一步,雖然後面還有中原大戰之類的事情,但畢竟國統已定、法統已成,國民黨可以緩慢但堅實的按照訓政——憲政的道路走下去,但是日本外敵入侵與中共內部作亂,導致了訓政的無奈延後。

參考文獻:
[1]維琪百科條目:辛亥革命
[2]維琪百科條目:袁世凱
[3]維琪百科條目:二次革命
[4]維琪百科條目:護國戰爭
[5]維琪百科條目:孫中山
[6]維琪百科條目:五三慘案
[7]維琪百科條目:南昌暴動
[8]《從孫袁妥協到二次革命》袁偉時
[9]《誰是新中國》上部第三章辛灝年
[10]李後主近現代史辨析課程紀要
[11]《中國憲政脈絡之梳理》包遵信

(本文轉載自未來中國大學校刊《大學視野》)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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