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的公民投票對皮諾切特是一個徹底的失敗,據當晚同時對投票進行計數的自由選舉委員會的初步統計,百分之五十三投票反對,百分之四十四投票贊同。監查投票選舉的國際觀察員記錄道,投票有秩序地進行。衛兵接到命令,允許慶祝預料中的說「不」獲勝的活動,以便給鎮壓提供藉口,但衛兵拒絕執行這個命令。連續數小時,政權的官方媒體對得票數避免正面答覆,在內政部長告訴觀眾贊同票超前反對票幾票之後,接著便播放美國連續劇。在天主教大學的電視臺上,前內政部長賈帕與愛爾文出現在一個脫口秀節目中,他平靜地「定下基調:如果說‘不’獲勝,世界末日也不會因而到來。」兩人都同意了,看上去也像是這樣的。
美國大使館對智利民主黨派的各行其事感到擔心,但是認為一九八八年即將來臨的公民投票會提供一個關鍵性的機會。鐘斯說:「隨著一九八八年十月的到來,很明顯有一股力量正在迫使皮諾切特有所作為。
上文提到,國務卿舒茲認為是該換一個新大使的時候了——實際上就是一種新類型的大使——去接管在聖地牙哥(智利首都)的使館。於是,他選了邦尼斯(Harry Barnes)。邦尼斯曾任新德里大使,是一個行事溫和、善於言辭,屬於事業型的外交家。他會以一種安靜的方式,盡力幫助智利重獲民主政治。
在對話中另外一個同等重要的必須表明的就是,「如果獨裁者不合作,其下場將是很悲慘的。」如果一個獨裁者阻擋了自己的國家走向世界廣大自由、民主、先進國家的行列,歷史會予以十分清楚的記載。
全世界的獨裁者在理念上、年齡層及掌權時間均有區別,但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特徵。西方(Occidental)石油公司的創始人漢默(Armand Hammer)雖是一個無賴,他對共產黨頭子和中東君主有著精闢的見解。有一次他和我提到,「獨裁霸權如同金字塔——每一個人懼怕他上一層的人,除了在最高處的人外,沒有人能為任何事件做主。
一旦大使們認識到了他們能夠成為當地的政治角色,他們向當地人民表達關心,推動兩國人民之間的合作,和支援民主人士的方式就很多了。其具體方式可以是很莊嚴的,也可以是被有些人認為可笑的,或者至少是輕鬆的,但卻絕不是傳統的外交方式。
我們將向恐怖分子和暴君宣戰,以捍衛和平……我們將在所有的土地上鼓勵自由開放的社會,使和平得以持久。
目前,還沒有一個從事民主規劃的國際中心,並且在某些方面說來,缺乏國際問題專家。正如前面提到的,以前推進民主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那些正在向民主過渡的國家,即「自由之家」所稱呼的「半自由化」國家,這一名詞是用以與那些根本沒有自由的國家作區別。其中有各種各樣的國際組織從事民主和人權的活動,包括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至於世界銀行也開始認識到,在非洲、中東和其他的獨裁地區,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來自於缺乏良好的政府管理,因此,雖然它沒有明確提到良好的政府管理需要有一個全面民主化的政府,但它已相應地在推動民間社會團體的建設。
民主是維護人性尊嚴的絕對保證,也是維護經濟發展和社會公義的唯一道路——金大中總統(Kim Dae Jung)
在四十五個獨裁國家中,網際網路的普及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機會。即使在政府的控制下,網際網路還是為受鎮壓和與外界隔絕的人們打開了觀察世界的大門。
班.金斯利(Ben Kingsley)的電影「甘地」(Gandhi)是電影可用來教育人民、激勵人們的一個極具說服力的例子。這一部電影對世界各地民運人士的影響之大,令人驚奇。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的電視劇「一種更強大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和「推翻獨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對在獨裁統治下遭受苦難的人民正產生有力的影響。到目前為止,這些電影和電視劇已有不同語文版本,包括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俄文、中文、帕西文(Farsi)和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文,並且已經由衛星轉播到古巴、伊朗、所有阿拉伯國家(尤其是伊拉克)和其他國家。
安排恰當的著名人士,包括卸任與現任政府官員,對獨裁國家訪問也是行之有效的促進民主方式。二○○一年,兩位著名捷克民運人士到古巴會見古巴民運人士。
監督選舉在形成推翻獨裁的公眾聲勢方面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如果獨裁者認為他可以用走過場的形式選舉來愚弄公眾,有監督的選舉則往往可以讓獨裁者搬石頭砸自己的腳。菲律賓和智利就是很好的例子。八○年代以來,許多地方出現了監督選舉。
非政府機構在世界上促進民主建設,有著傑出的悠久歷史。一九四一年,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威爾基(Wendell Wilkie)共同合作創建了「自由之家」,專門幫助與納粹分子和共產主義的專制獨裁抗爭。「婦女選舉聯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和其他民間組織,積極地促進了戰後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民主普及運動。德國政黨基金會(Stiftungen)在獨裁者佛朗哥和薩拉查統治時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為兩國的民主運動奠定了基礎並鋪平了道路。國際勞工一貫支援民主、法治和人權,尤其是對國外的工會會員的急需,總能做出及時的回應。
堅定的支援和明確的承諾,再佐以一個專責的總體組織來協助推翻最後的四十五個獨裁政權,接下來便要討論策略問題。
國家主權不能再被用來做為大規模侵犯人權的保護傘。——聯合國秘書長安南
美國是世界上實行法治的先驅國家之一,我們曾經帶頭創辦了在海牙的「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和「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
我相信這是一場為了自由的戰鬥。我也想使此戰成為正義之戰——不僅僅是懲治犯罪的正義,而且是為全世界人民帶來民主和自由的正義之舉——英國首相布雷爾(于二○○一年“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
我們需要直接針對獨裁者本身進行強有力的制裁,包括盯住並最終扣押獨裁者及其主要支持者的資產。在這方面,民主國家在塞爾維亞等國有過最早的經驗,米洛塞維奇及其支持者的資產和業務被鑒別及凍結起來。辛巴威的獨裁者也有同樣的弱點。
和採取武力相比,雖然我們更傾向於有外援的內部非暴力民主變革,但常常事與願違。有時候,我們不得不使用軍事力量驅趕獨裁者,為民主鋪平道路。舉個例子,二次世界大戰盟軍打敗了納粹德國和日本,並駐守軍隊,監視這兩個國家完成民主轉型。正如美國企業學院李丁(Michael Ledeen)所說:「最好的民主方案就是美國的軍隊。」科索沃又是一個很清楚的例子,鑒於米洛塞維奇在克羅埃西亞和波士尼亞所犯下的大規模屠殺暴行,當他在一九九八年把目光瞄準了科索沃時,人們沒有理由相信和他談判會得到任何結果。米洛塞維奇採用了一個非常經典的辦法「邊談邊打」,拖延軍事介入,使必要的軍事干涉經費和風險日增。
種全球安全情況的根本變化,卻幾乎不被民主國家的外交界所理解。所謂的專家仍無視剛剛發生的例子,一再掉入老套思想的框框中。比如,他們相信,國防經費的增加和星戰計畫導致了蘇聯的解體。這種自我安慰的陳舊思維方式,倒是使這些專家省得去認識和預測全球變化,但是這種想法忽略了另一方面:正是政治力量,促使蘇聯放棄共產主義,而走上了民主的大道。
如果不懷抱夢想,就不會擁有成果。
在非洲,發展的最大障礙不是外債,而是絕對的腐敗和獨裁者的無能。扭轉這個頹勢所需的初始條件,便是良好的國家治理機制,而只有民主政體才能提供這種機制,因為只有民主政體才能保證獨立的司法、自由且具批評性的媒體以及反映民意的聲音。
看到這裏,有些讀者可能會要搖頭了,以為我忽略了現實政治的課題,那就是:民主政體有時得在不同程度的危害中,艱難地抉擇。但是在我看來,現實政治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們,“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權宜之計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清除問題的核心,才是根本解決之道。問題的核心通常不是整個國家,而是那些控制這些國家的暴君。我的論點來自於多年的經驗和堅定的信念,而不是天真和幼稚。
布希政府的“邪惡軸心”理論起源於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分子對紐約和五角大廈的攻擊。事實上,這種恐怖雖然駭人聽聞,其實不過是在獨裁的深層陰影下發芽的一堆毒瘤之一;饑荒、難民、貧窮、環境破壞、腐敗、戰爭、群體滅絕及恐怖主義,一切都在那裏盛行。
就在恐怖的二○○一年九月十一日那天(編注:美國 911事件),一份巴基斯坦報紙報導一中國代表團剛同阿富汗的神學士(Taliban)政權簽署了經濟與技術合作備忘錄(注12)。後來的報告還揭示,兩家中國國營公司已為喀布爾(Kabul,編注:阿富汗首都)的神學士政權建立一套通訊系統,而神學士政權長期以來一直在賓拉登的主導下對中國維吾爾族極端主義分子進行培訓(注13)。一位元據說是蓋達組織(Qaeda)的高層官員告訴英國《衛報》(Guardian)說,中國支付給賓拉登大筆金錢來購買一九九八年八月美國原本要攻擊阿富汗恐怖分子首腦所在的訓練營而發射但並未爆炸的巡弋飛彈(注14)。
在這一點上我們是一致的:我們都憎恨任何形式的獨裁專政。
彼得.艾克曼(Peter Ackerman)和馬克斯.卡伯曼(Max Kampelman)鼓勵我仔細思考一個戰術策略,把這個世界變成百分之百的民主社會。傑克.杜沃(Jack DuVall)提供了很多理論建議,給予原稿批評意見,並且為「使用非暴力」一節做出了貢獻。克特.巴蘇恩內(Kurt Bassuener)和艾瑞克.衛特(Eric Witte)對整部書提供了意見,幫助做研究和修改文字。克瑞斯汀.奎達(Kristin Guida)和查理斯.哥瑞波(Charles Graybow)為“四十五個最不受歡迎的獨裁者”補充資料。德安.考宛(Dean Cowan)運用他出色的電腦技術輸入了原稿。最後,卡爾.泊西(Carl Posey)使得這本書變得更加可讀。
在這本訴求以和平方式來推翻世界上最後四十五個獨裁者的書中,我寫到:“其中最需要特別關切的國家就是中國,因為一旦成功的話,將能為近二分之一現今仍生活在獨裁統治下的人民,帶來民主自由。而且中國人民曾經距離民主只有一步之遙,因為根據中國國家安全部的消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編注:六四事件前夕)在中國各省共有一百三十二個城市同時發生示威活動。
幾年前,我和大陸的一些朋友在聊天,閒談間大家很自然地就談起了對於未來中國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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