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春光:我們的現代文化革命運動的建設意義和理由

楊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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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6日訊】我們的現代文化革命運動開始階段﹐肯定是無序和比較混亂的。或許﹐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裡﹐還會出現人們的不理解和反對。中國正處在專制時代﹐要想在一天早晨或一兩年之內就解決問題﹐哪怕就是在文學領域﹐也是自欺欺人﹐絕不可能的﹐而必須是通過漸進的並有可能是極其漫長的過程。那麼﹐這是不是說﹐這場運動就毫不符合實際﹐就毫無必要呢﹖這樣認為﹐無疑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長期無作為的根源和悲觀主義論調。那麼﹐我們是基於什麼樣的實際情況﹐來搞這場文化革命運動的呢﹖

第一﹑是基於網絡時代無可阻擋的大背景來考慮的。

全球性的網絡革命﹐就象當年的工業革命一樣﹐是誰也無法抗拒的。可以說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即便是極權專制主義者﹐也只能是在網絡革命相對跟進的基礎上﹐即在言論自由空間只能越來越開放的前提下﹐再去實行他們的有限控制的獨裁統治了。

網絡革命﹐不僅是全球性的﹐最主要是經濟與信息鏈條(式)性的。

工業革命(瓦特的蒸氣機時代)﹐是文學啟蒙後的直接產物。如果說文學啟蒙和文藝復興是精神上的革命﹐那麼工業革命就是物質上的革命。在精神和物質基礎上都基本解決的情況下﹐西方以社會改革為主的社會變革或革命﹐才能在意識形態領域得以見到顯著的成效。

而我們呢﹐我們有了西方文學啟蒙的思想基礎﹐也有了古代春秋戰國的多元思想傳統﹐特別是在近現代﹐一是五四﹐二是八九﹐為我們播下了可以熊熊燃燒的火種﹐應該說我們的精神基礎是早已奠定了的。這是第一。第二﹐我們經歷了全球性的後工業革命﹐也于78年以後進行了經濟轉型﹐全面實行市場經濟﹐由此﹐我們在物質基礎上﹐已遠遠超過西方任何一個國家最初建立民主體制時的綜合國民經濟實力。現在﹐我們唯一缺少的就是政治體制的民主化改革和文化體制的言論自由的全面解禁了。第三﹐我們更重要的是﹐我們天賜良機地迎來了扭結着信息﹑文化和經濟三位一體的網絡革命時代。這是比之西方工業革命時代還要好的天賜良機。

我們不能再錯過這個機會了。再錯過這個機會﹐那就比亡羊補牢還要愚笨﹐不僅尤“為”為晚﹐簡直是自甘抱棄。現在﹐執政的專制者﹐還剛剛面對網絡信息這種經濟資源的巨大誘惑﹐在思想領域的防火牆控制和金盾工程﹐也還是在引進先進技術為主(如果不是順之者昌﹐就將在完全失去這一先進生產力的情況下﹐等於自行完蛋)的前提下有限進行的。如果等他們緩過引進階段﹐完全空出手來﹐再專門進行反網絡措施的系統建制﹐我們再進行網絡革命﹐那時﹐除非比爾蓋瓷能夠解開全部黑鎖或一舉關閉所有暗箱(這種可能的基數很小﹐世間事物都是有矛就有盾的)﹐不然﹐在矛(指民主國家)與盾(指專制國家)都建立了穩固的秩序時﹐我們就沒有多少空間可以下手了。

所以﹐必須與網絡的在場進程的同步進行我們的文學文化革命﹐用我們知識分子掌握的“話語權力”之矛﹐及時在網絡上克制和打擊他們握有的“權力話語”之盾。如果不是這樣﹐一是讓盾就會更加完善製造﹔二是我們的矛就會缺乏淬火和鍛煉﹐就會失去不斷生產的條件與必要了﹐就等於坐以待斃﹑自甘犬儒﹐只有甘當奴隸的份了。

遠的不說﹐這20年來﹐許多知識分子坐等市場經濟的變化和完善﹐以為只要經濟搞上去了﹐政治民主自然到來。結果﹐由於暴政經濟基礎的進一步加固﹐極權統治也具有了更強大的經濟實力﹐更能利用多種手段而進行新的殘忍統治﹐專制結構也更加穩固。許多當年主張以經濟改革而自然變動政治體制改革的知識精英﹐現在也成了中產階級既得利益者和新興執政官僚﹐成了為極權政治賣命的代言立說的無恥投降派﹗

現在﹐一切都要信息迅速反映化﹑快捷跟進化和隨時變動化。這個時代的機會就是﹐已經是最佳的大變革的有效選擇時代。這個時代你要等什麼幼稚的完全摘桃子結果﹐那就會坐以待斃﹔若不馬上跟進﹐那就會被遜息萬變的前進光速﹐而拋入歷史的黑暗的中世紀的思維邏輯裡﹐即以其無法自拔之。

由於經濟是物質基礎﹐所謂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是必要的物質條件﹐況且這是信息物質條件﹐它絕對不能少于信息的參入﹐它失去信息就不是經濟﹐反之﹐信息失去經濟也不是信息。換言之﹐由於信息是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份和主要資源﹐所謂的意識形態的反作用力﹐其實再不是僅僅如此了﹐因為信息已成為最直接的第一生產力﹐它也是經濟基礎的決定因素﹐同時又是上層建築的反決定因素﹐而兩個因素合在一起﹐就組成了決定之決定的一切因素。況且﹐信息不僅內存經濟基礎﹐也理所當然內括政治﹑文化﹑軍事和教育等等一切上層建築領域。所以﹐在這個時代是信息決定一切的時代﹐並以後的時代也都會循環這樣下去。歷史再不會倒退﹗

上面已經言明﹐這個網絡革命時代特點就是﹐它已經是把經濟實力與文化信息緊緊鏈接在一起進行的﹐而且是互相咬動的﹐是缺一而不可就能夠單獨進行的。

現在﹐我們在網上進行的現代新文化革命運動﹐就是要把這個傳統的正反決定因素自然合併在一起﹐使最先進的經濟與文化都同步鏈接進行的運動或革命﹐也是完全可以具有了本質與自然生成力的非暴力條件下的運動或革命。

而這以前﹐西方的民主體制的變革或革命﹐那是文學革命和工業革命尚未銜接在一起的互為分至基礎上實現的。

東歐的巨變﹐也沒有這個優越條件。西方由於已經完成了民主體制的轉型﹐他們只能把這個資源﹐主要用于後工業建設﹐再進一步完善民主體制。

我們以前的五四和八九﹐包括國民和共產的暴力革命﹐更是無法覬覦的。就是英甘地的非暴力和曼德拉後來的從鬧暴力轉向的和平起義﹐他們也都沒有這個天然條件﹐而是在極度堅韌卓絕的長期付出巨大自我和人民奮鬥犧牲基礎上取得的。我們遇上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況且﹐我們的運動和革命﹐只是在文化與文學領域的網絡言論自由性質的和平文明革命﹐並不是首先訴諸社會領域的暴力野蠻革命。我們進行的革命﹐是肯定沒有大面積流血的溫柔與和平的革命﹐是體制外的民間網絡自由言論話語的革命﹐而體制的變革(不是革命)﹐則也是必須在言論革命完成以後﹐即在能夠進行和平體制變革的情況下﹐才會進行。

一旦這種言論自由革命成功了﹐社會變革也就自然到來了﹐而若不能成功或無法進行下去的話﹐社會變革也就無法啟動了﹔若有“犧牲”和遭難的話﹐肯定是極個先驅骨幹精英知識分子﹐而絕不是廣大人民和眾多知識分子的群體。這也是因為信息時代的全球政治經濟的一體化﹐由於網絡而拉進在一個 “地球村”裡﹐國際相互間政治制約與經濟制裁性﹐將會越來越有效。

第二﹑我們是基於在網絡時代﹐只有強調過程﹐才能自然有結果的這樣信息邏輯關係來考慮的。

詩歌批評家張嘉諺先生與我在電話裡交談時﹐我們都有這樣的共識﹕在網絡信息社會的前提下﹐任何事物的過程﹐都是必然成為任何事物的任何結果的。

因為﹐信息是一個過程的信息。有了網絡技術的信息革命過程﹐網絡信息社會的結果就必然來臨﹔有了網絡自由的言論開放空間﹐網絡自由體制的結果就必然逐步建立﹔有了網絡不斷衝擊禁區的過程﹐就必然有網絡最後沖破禁區的結果﹔有了網絡自由撰稿人的存在﹐網絡自由社會的結果就必然逐步形成﹔有了網絡漸進形成的民主風氣﹐就必然會有網絡民主機製的自然建立﹔有了網絡破壞即批判精神的實質力量﹐就必然會有網絡自由民主精神與實質勢力的建立﹔有了網絡先由心靈然後到體制的全面戰略衝擊﹐就必然有“體制外寫作”的相對形成﹔總之﹐有了網絡﹐這個就連體制內本身也不能須夷離開與怠慢的經濟信息聯體的自由驅動(即這個龐然大物的存在和發展)﹐加上我們網絡知識精英的主動自覺的推動與有目的﹑有策略地引導﹐網絡文學和文化的革命﹐就勢在必行﹐就能開展有效的活動﹐並在不遠的將來會看見勝利的曙光﹗

在網絡信息社會﹐一定的信息過程﹐決定着一定的信息結果﹔有什麼樣的信息過程﹐就早晚有一天會出現相應的信息結果。

特別是在這個信息即經濟時代﹐一般信息也就是成果本身。邊緣學科和高尖端技術領域的信息﹐也起碼在實驗室裡開始實驗操作了﹐並如此才成為信息了﹐而且這種信息變成實際成果之快的速度﹐也往往是出人意料和非常驚人的。國際上的後工業信息社會為主流帶動的准工業社會和後農業社會﹐使之各種體制的社會﹐包括專制極權社會和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社會﹐都離不開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主軸帶動﹐和必須朝向民主主潮體制的齒輪的咬動而向前了。因為﹐一個社會要想生存下來﹐特別是專制體制和計劃經濟社會﹐它如果不開放一端(或者是先開放政治體制﹐或者是先開放經濟體制﹐再或者就是全都開放最好﹐反之)﹐就會像朝鮮那樣﹐必然走向死衚衕而頻于崩潰。像前蘇聯那樣的專制社會主義帝國﹐不是也在冷戰的世界民主主潮中一夜之間就土崩瓦解了嗎﹖﹗

我們雖然第一步走了開放市場經濟之路﹐這相對來說﹐其大大地挽救了專制體制的崩潰命運﹐但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的極不配套﹐和越來越明顯地顯示出的牛頭不對馬嘴的造成腐敗社會的形成根源﹐是必定走向必然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不然﹐就將也會自取滅亡之。

尤其我們的國家﹐之所以是這樣不得不必須引進網絡信息革命的技術目的﹐就是以其發展統治階級的生存生產力的必然需要。這樣﹐信息技術的經濟基礎本身﹐其實也必然是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技術的本體資源﹐並一定是供給共生的﹑缺一不可的。現在﹐我們體制極力造成缺少的部份(即民主自由意識形態)﹐或者說必須靠強力部門來千方百計地壓制的部份(政治人權)。這也正是造成社會危機的總根源﹐並也由此造成了社會嚴重兩極分化的砝碼在不斷增大﹐和這種信息社會的知情權的不可能全部被阻斷等這樣的﹑超穩定結構社會的互為存在的體制內的矛盾﹐因而﹐如果執政者不儘快進行自己的政治體制改革﹐一旦暴民和社會公民階層都聯合起來搞自發的“社會經濟大革命”﹐那將是不僅體制執政者的徹底崩潰﹐弄好了可能是通過社會的部份流血而建立起的民主的新社會﹐弄不好就會造成全社會的大面積流血而建立起的一個具有初步民主雛形社會﹐或者很可能就是半民主半專制的不健全的軍管法制暴力民主社會(這是我們誰都不願看到的)。而不管是什麼樣的形式和結果﹐極權專制一黨獨大的原教旨共產主義社會﹐是肯定在這種發生暴力革命情況下不付存在了﹐也永遠不會捲土重來了。

在這個藍綠紅白世界上﹐越是專制體制的統治嚴酷﹐就越是走向專制體制的徹底滅亡。專制體制只有實行政治體制的進一步改革﹐才有暫緩死刑的可能﹐不然就是自己挖好墳墓﹐而自己不由自主地往裡跳了﹗

我們多數百姓把希望都寄託在體制內的變化和戈爾巴喬夫式的中國本土大清官老爺的出現﹐這當然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的機遇存在。但我個人認為﹐這種存在的基數和天緣之機會﹐已經很小或者完全渺茫了。自從胡趙這種反對黨在黨內被全面清除後﹐後來的決策者都是培養提拔清一色的裙帶關係或親信﹐以及絕對是政治可靠而又能堅持一黨專政的經濟部份開放的半保守半搞活的技術官僚﹐所以﹐它已經從根本上失去了上層建築決策機關的可能會出現的反對派的基礎。也就是說﹐在一般情況下﹐已不大能夠出現哪個個人的從上至下的主動政變的可能﹐只存在着從下至上推動和影響的可變因素﹐並由此迫使上面被動政變的概率存在。比如說﹐我們全民覺悟起來的由政治民主推動的﹐和出現經濟急劇下滑而強烈制約的過程﹐這樣才會使統治者不得不思變的結果。但﹐這種結果也指定只是專制者的緩期專制下的﹑一黨統治的較為開明的半專制半民主的結果﹐理想的正常民主社會﹐還要經過相當長時間才能實現的﹔同時﹐還會使全民族的只是指望再出更大清官之願望因素﹐不切實際地徒增起來﹐于此﹐就會養成慣性的全民族懶惰心理﹐和單單依靠上層意識而自我無作為的民族劣根性。這樣﹐既使會迎來一個經濟繁榮而精神匱乏的﹑沒有人性自由的單面社會(像新加坡那樣)﹐也不會繁榮多久和允許獨政空中花園秩序的長久存在(由於中國並不像新加坡那樣人口少﹑地域小)﹐因為地大物博﹑民族種類和區域如此廣泛﹑人口眾多的我們﹐若沒有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良性循環的配套制度的秩序配合與制衡﹐那是早晚都要出大事的﹔而單靠一時的不着地面的空中花園﹐那是只能眼花繚亂一陣子﹐爾後就會在沒有根源之中自己破滅。

所以﹐我們民族的未來出路﹐還是要靠我們民族自己的政治民主訴求﹑公民意識全面覺醒的力量﹐和我們知識分子先進精英階層的不斷發展壯大的帶動潮流的形成﹐我們才能從下至上推動和影響以至最後制動了下與上的野朝互動的﹑不可逆轉的民主自由潮流的實現。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能把國際和體制內的力量﹐當作附屬的最好的互動條件之一﹐但決不能完全依賴之﹐而我們必須把國內和體制外的力量﹐當作最關鍵的主動決定條件來處理之﹐和最主要是在主動的戰略構想的配合之下成功之﹐如此方能利於不敗之地﹗

在這個信息網絡社會裡﹐批判的武器﹐已經完全代替了武器的批判﹐換句話說﹐也就是這種非政治暴力的﹑和平演變和多元文化非流血革命因素﹐已經基本可以取代那種完全靠政治暴力的﹑一元社會流血的革命因素。由於網絡信息革命的到來和軟着陸的實現﹐網絡文化文學的社會主力隊伍首先必然形成﹐網絡文化文學的主力軍和先遣隊的突擊社會和帶動社會的總趨勢無可阻擋﹐並江河日下﹑勢如破竹﹐風捲殘雲如卷席﹐誰阻擋它﹐誰就會阻遏社會經濟命脈的前進﹐就會使之社會倒退到完全黑暗中﹐如此誰就是歷史車輪的絆腳石和時代的罪人﹗

而且﹐文化文學說到底是社會科學裡的泛科學和准科學﹐是社會諸如政治哲學的實用哲學的非實用哲學。但在網絡信息社會裡﹐由於網絡為之插上了一步到位和非二度還原的﹑具體社會實踐第一生產力的翅膀﹐這樣就使實用科學與哲學﹐可以退居二線或甘居第二生產力了﹐等到文學文化起到先導的支配決定作用後﹐再起到鏈接性的﹐即在網絡媒體自由後的﹑各個環節上的分門別類的落實作用。

西方的民主先進信息社會﹐已經這樣正常運轉起來了。他們的媒體為主的信息決定作用(言論自由決定社會體制的民主自由時代﹐這已經不可逆轉)﹐已經在比爾蓋瓷後﹐更加產業化和核心化了。我們在專制體制統治下﹐目前還不可能有全面啟動這個社會的實際效力。一是因為我們的體制還不可能被這種沒有完全自由的言論一下子沖決開﹔二是我們的信息網絡革命的軟着陸﹐還僅僅是剛剛開始而已﹐但決定性的支配作用﹐已靜悄悄地來臨了﹐或正在不得不全面鋪開之中。我們要利用我們知識分子本身因有知識而所有的“話語權力”﹐去對抗和反擊官僚階層非本身具有而靠後天體制所給予的“權力話語”﹐為老百姓最後準備重新獲得天賦與人賦的人性政治自由人權﹐而堅定拿起必勝的絕對不可抗拒的批判武器。這是必然的前景﹗這是我們必勝的關鍵﹗﹗

尤其是我們文學和詩歌﹐我們是文化系統中的非實用哲學與科學的主力先導﹐是文化決定論中的關鍵﹐也是第一生產力的先進主導生產力。

特別是在網絡信息逐漸普及的情況下﹐這種知識分子話語權力﹐將會顯得越來越首當其衝和不可或缺及極其舉足輕重了。因為文學和詩歌是人類歷史上﹐極具想象的心靈反映感覺工程﹐它的人性法則和思想活動規律﹐那就是想象和虛構﹐即為心靈思想的實際內心寫照。對於人類心靈來說﹐無須一定要和生活實際原型完全對號﹐或毫無差比。它是可錯論的﹐也往往是可以無理性根據的﹔是主要靠幻想來變作將來時的實際的﹐而決不能馬上一定就能變作現在時的實際。比如﹐幾千年前的天女飛天的文學虛構故事和詩化演義夢想﹐它的美麗理想實現﹐是在幾千年後的航天技術革命之際的今天。

但由於網絡信息革命的來臨﹐現實卻已經有了非本質的現場實用變化了。一切可能應該發生在明天和未來的﹐就有可能不到幾年之內﹐使之便會發生在現代或當代﹐或者就發生在今天的夢想裡。因為現代網絡信息下載的非實用哲學與科學﹐都可即刻變為實用哲學與科學。一切非實用哲學與科學性質的信息﹐在網絡信息的驅動下﹐都越來越變得非常富有實踐精神和現場可操作性。虛擬的和實用的只是一步之隔。這一步﹐凡是願意勇于跨過去的行家裡手﹐和那些專業人才﹐只要有愛好之情與刻苦耐勞的信心﹐再經過勤奮努力﹐最終都可能在有生之年和青春期內﹐就可以跨過幾千年才能解決問題的天河。因為﹐這一切最初的非實用哲學與科學﹐都在信息的快速現場交流之中﹐立刻變得有實際意義和可操作變量的﹑具有一定的科學實驗的計量單位。也因為非實用價值的哲學﹐在用于實用科學實驗的分工方面﹐則越來越明晰化了。

在社會實踐中﹐由於現代知識科學的引導和細緻入微的分類﹐一切非實用哲學的﹐都可在社會實踐中明細分成兩大類﹐一類用于唯心的心靈社會的教育工程﹔一類用于唯物的物質社會的實惠工程﹐並在這兩類工程中﹐分門別類地巨細多元多向地正出多門﹐使之行為表演藝術和實用民營市場結構在分門價值中﹐而顯得越來越有效了。並且﹐這樣也使非實用哲學與科學﹐在它原創作品的伊始﹐就已經和實用哲學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了(包括文學詩歌創作﹐起碼就已經和社會心靈教育工程的經濟實用價值掛靠在一起了﹐一部份科幻體的文學﹐從非實用性的端口一旦出籠﹐就已經是實用科學的重要組成部份了)﹐更不用說非實用社會哲學和思想性的觀念文學﹐它們即在非實用出生的時候﹐就在落地之際﹐便立刻成為了具有實用價值的﹑馬上使用于社會操作層面﹐有的即可成為實用社會科學的先導和先進的領潮部份。比如﹐具有民主自由精神的文學﹐就完全可能立即變成啟動社會變革的民主自由的實際指導理念與形像哲學﹐而又容易一舉和政治思想領域的勢力組合﹐並成為最能帶動社會變化的具有先鋒形像影響力的﹑最大的生命活力和思想革命基礎。

我們的專制體制的結尾﹐也正趕上網絡信息革命全面奏響的開始﹐亦即成為最後的結束專制體制的安魂曲上唱起輓歌﹐再加上專制本身已到了完全腐敗的必然自然爛掉的物竟天擇的份上﹐網絡信息社會的高效淘汰制﹐也就必然成為它的最後墳墓的掘墓人。

因此說﹐在網絡信息時代﹐我們的非實用價值的文學藝術﹐在與之社會的實用物質基礎相比﹐它當然還是非實用性的﹐而在與之已經轉化成為與物質基礎緊緊結合在一起的思想藝術和意識形態實力部門(比如政治思想社會化的行業)裡的實用哲學與科學相比﹐則不再有特別明顯的界限和萬里之遙了﹐甚至除了在本質上的還有來源的區別以外﹐在形式上和內在使用傾向上﹐其區別開始消泯。

因而說﹐過程既是來往過去的一座橋樑的兩端的起始﹐也是走向終點的結果旅程。一切過程﹐都是結果的開始過程﹔一切結果﹐都是開始過程的結果。

第三﹑我們是基於網絡時代的“破壞即建設”的後現代這一寫作原理﹐完全可以應用在文化革命中的寫作實際來考慮的。

我們基於文學文化的文字的破壞的到達就是文字建設的到達——即我強調提出引進的“破壞即建設”的後現代解構主義的這一原理出發﹐在網絡時代的文化革命領域裡﹐“破壞即建設”就會更有實際意義和操作價值。

我們許多社會知識文化學人﹐包括許多世界上的著名文化學者與理論研究人士﹐他們都在批判後現代解構主義的社會負面作用時﹐把社會文本和文學文化文本混淆起來了﹐即把文學文化文本上的積極作用和永遠有效的“破壞就是建設的寫作原則”﹐一塊批判掉了和打掉了。這是把不同文本一同對待的常識鬧劇﹐和不能分門別類對待的滑稽表演的嚴重錯誤﹗

首先﹐必須澄清的是﹐作為社會政治革命等暴力文本﹐即社會實用哲學文本﹐它是以人本為主的純生命有機文本﹐革命的對象是人本的生命自為體﹐是屬於實用建築學上的學說﹔建築的破壞的到達﹐不等於建築的建設的到達﹔破壞什麼﹐則絕對不能等於建設了什麼。毛澤東所說的不破不立﹐破就是立﹐這在社會實用哲學裡﹐等於純牌扯蛋和放屁。如果說毛的共產革命﹐其破壞和摧毀了封建主義﹐那就等於建設了比之封建主義還殘酷的極權專制主義﹐如此這還算有些反諷意義上的自嘲。但要真正說起來﹐社會的破壞革命是一回事﹐而社會的再度建設則又是一回事了。革命破壞的到達﹐絕不等於是和平建設的到達﹔大砲的轟毀革命對象﹐也絕不等於對象生命的重新建立的到達﹔正如建築學上的炸藥的破壞到達﹐絕不等於沒有任何建築材料的二度建築的到達﹐更不等於高樓大廈的平地拔起﹐絕不等於在炸藥中的一度完成的建設本身﹔社會文本的任何建設意義﹐都是必須經過破壞後的二度還原的﹐這樣才可能會有新材料的建設。

但作為文學文本的文化文字文本﹐即非社會實用哲學文本﹐它是以文本為主的非生命無機文本﹐革命的對象是文本的非生命自在體﹐是屬於非實用文化學上的學說﹐乃文字的破壞的到達﹐就是等於文字的建設的到達﹔其破壞什麼﹐則就相對等於建設了什麼。毛澤東的不破不立﹐破就是立﹐這在非實用哲學這裡﹐再不能等於純牌扯蛋和放屁了。如果說我們的文學寫作革命﹐破壞和批判了文化上的專制極權主義﹐那就等於建設了必定朝向目前較為合理的文明自由文化體制的民主主義﹐如此在這種文化體制的言論自由啟動下﹐則必然要求政治體制的自由民主化的來臨﹐而破壞就是建設﹐就會成為完全的一碼事了。由於文學革命是完全文明的﹐並在沒有引起社會革命的前提下﹐是不會帶有武器的批判過程﹔特別是在網絡信息社會裡﹐任何信息到達的過程﹐就會同步到達信息的結果﹔文字上的信息一次還原性﹐再沒有文化上的二次還原結果﹔一度還原的勝利﹐就是永久良性循環的勝利﹔任何非實用哲學的勝利﹐就是任何實用哲學的到達(因為任何非實用哲學的到達﹐就是實用哲學的終極目標﹐反之﹐任何實用哲學的破壞和革命﹐就已是經過了二度還原的再度非實用哲學的重新建設者)了﹔沒有破壞的實用哲學之本身﹐就已經是光榮的繼承者了﹐而非實用哲學且早已在自我破壞中同步建設成功了。

因此說﹐文學文化上的文本﹐即是破壞就是建設的文本﹐而網絡文學革命時代﹐就是非實用哲學的革命時代。這個“革命”﹐已經不再是傳統實用哲學革命的必然要破壞社會現有生產力的基礎了﹔網絡的現場虛擬過程﹐就在虛擬的結果裡自然存在着。

由此﹐我們要在這場有效的網絡文學革命時代裡﹐一面注意避免和有效制止傳統的實用社會革命^的“破壞就是建設”的悲劇發生和發展﹐一面繼續有利利用後現代的解構主義的“破壞即建設”的積極寫作原則﹐爭取同步時間﹐把握網絡革命的非實用哲學就是實用哲學的即在過程和成因結果的本身之機會。

要知道﹐沒有網絡信息革命﹐就沒有文化深層社會和政治平面社會的自然結合點與同步發生文明溫柔革命的最好機會﹐而且這個最好機會﹐就最好在網絡信息革命的剛開始爆發之即發生。如果太晚了﹐那就很不利體制外和體制內的互動親在關係的存在﹐我們就有可能成為專制者在信息經濟立足之後的大反攻的絕對對象或唯一危險者(因為現在專制的各種反對勢力﹐都在不平衡的形成和借助網絡的初始聚集之中)。如果我們再不採取漸進的同步跟進﹐不僅我們文學寫作者﹐會一下子走進自我于網絡外的完全脫離主流社會的死衚衕﹐而且會在現場上再無突破言論自由黑暗的寫作機會了。

2004年3月3日星期三于盤錦終極地。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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