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頤(1017—1073)，是宋代著名的學者，世稱濂溪先生。《宋史‧周敦頤傳》中，寫有如下一段故事：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人。由於舅舅龍圖閣學士鄭向的保舉，做了分寧縣的主簿。該縣有一件案子拖了好久不能判決。周敦頤到任後，審訊一次，立即弄清了。縣裡的人吃驚地說：「老獄吏也比不上你啊！」
有個上官推薦周敦頤，他被調任南安軍司理參軍。這裡有個囚犯，按法律不應當判處死刑，但是，轉運使王逵想重判他：處死。王逵，是個殘酷凶悍的官吏，大家都不敢和他爭持，周敦頤一個人和他爭辯，王逵不聽，周敦頤就回了家，打算棄官而去，說：「這樣胡為，我還能做官嗎?以殺人來拍上級的馬屁，我不幹。」後來，王逵終於明白過來了，這個囚犯才免於一死，是周敦頤捨官相救的結果。
周敦頤改任郴州桂陽縣令後，政績尤其顯著。知州李初平很尊重他，對他說：「我想多讀些書，怎麼樣?」周敦頤說：「你太老，自讀已來不及讀了，請讓我給您講講學。」兩年後，李初平果然大有收穫。周敦頤是誨人、助人而不倦的。
周敦頤被調任南昌知縣。南昌人都高興的說：「這是那位能弄清分寧縣大疑案的人。我們南昌人，現在也有申訴冤屈的地方了！」那些富家大族、狡黯的衙門小吏和惡少，都開始惴惴不安。經過周敦頤的「善政」教育，他們不單是擔憂被縣令判為有罪，而且認識到過去的錯誤，開始以玷污清廉的政治為恥辱了。這都是周敦頤善政教育的結果。
周敦頤擔任合州通判後，事情不經他的手，下面的人不敢做決定，即使交下去辦，老百姓也不願意。因為大家都極端的信任他。部裡的使者趙忭，被一些譭謗他的話（講他獨斷專行等等）所迷惑，對他的態度很嚴厲，周敦頤也不加解釋，處之泰然。
後來，周敦頤當了虔州通判，趙忭是虔州的知州，趙忭與他接觸多了，經過仔細觀察，瞭解了他的所作所為，才恍然大悟，趙忭握著他的手說：「我差點失去了你這樣的人才，從今以後，我算是瞭解你了。」
從上述選錄的故事看，周敦頤是一個很能幹且有一定政績的官吏，他明察秋毫，善於判案；他也敢於堅持原則，秉公判案，甚至不惜開罪上司。但是所有這些，並不足以顯示出周敦頤的特點。真正足以顯示出周敦頤作為一個學者的吏治特點的，應是這樣的效果：「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為恥」。問題的關鍵，即在周敦頤「善政」的建立。
這「善政」顯而易見是一種文化教養，是一種道德薰習的結果。任何治理，倘若單純地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上，那還是很不完善而且片面的，是一種強化的約束，依托於強制力量的治理。而在周敦頤的治理下，壞人們真正擔憂的，乃是「玷污了清廉的政治」並以此為恥辱。
這說明，人們普遍的道德水準，已經達到了何種程度，人們開始以自己能否符合社會的道德標準來決定自己是否應當做某件事。有著這樣的認識水平和道德水準的社會，才是治理成功的社會。對於罪犯來說，「知恥為勇」，既然已經認識到什麼是「善政」，什麼是「恥」，那難道還會犯罪嗎?顯而易見，在這樣的社會中，犯罪的可能，已被降到最低限度。
周敦頤在自己的任內，做到了這種地步。難怪趙忭感慨的講：「吾幾失君矣！從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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